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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南方系”

“南方系”这个词,自从进入了微博和自媒体时代之后,就多了N层不同的乃至互相矛盾的感情色彩。爱它的人恨不得擎上南方大旗,有种与中央另立山头的抗衡感;也有不少人对“南方系”不屑一顾,认为其不过是消费反政府情绪的浅薄代表罢了。

总之,争议是一直存在的。仅仅作为一个读者,对“南方系”无法了解得深透;而更多的人,甚至连读者都不是,只从网路上摘得一些碎片,就急急地站队表明立场。

我作为一个在南方系两家报纸(《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呆了九个月的实习生,虽然严格来讲依然是局外人,但却不得不说,“南方系”这个帽子,对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任何一家报纸杂志来说,都有点太过刻意了。

首先,是倾向性的问题。许多喷子将南方系的倾向性拿出来说事儿,认为南方系各媒体故意站在政府或者国家的对立面,将观点摆在事实前面。

殊不知,要求新闻报道完全的“客观”,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媒体,往往都多少具有倾向性,而这个倾向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受众决定的。什么样的人喜欢看“南方系”的报道?那些人(包括我自己)希望看到与当局、权威不一样的声音,希望透过不一样的角度看事件,这无疑会影响新闻取材、诠释角度和报道手法,从而传递出记者乃至报社的观点——在深度新闻中尤其如此。

然而,“倾向性”和“扭曲事实、颠倒黑白”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至少,每一篇报道都会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它想要报道的东西,并力求每句话都事出有因、有根有据,这是作为严肃媒体的操守。起码在我的接触中,“南方系”作为背靠数百万读者的媒体巨擘,在新闻报道上并非随意而为。

而在追求“客观”和“真实”之外呢?这就不得不谈到作为媒体的追求,即所谓的“媒体理想”。媒体从业者,不管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社会”的诉求。在每一家媒体都必须受到中央管控、服从“宣传方向”的大背景下,“追求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

“南方系”在当下的环境中争取言论空间,确实不易,很多时候也会面临着毙稿的尴尬。我曾经的老师、同事,可以说大部分都抱持着“媒体理想”而打拼,只要能够得到哪怕多一点点报道空间,他们也会尽力争取——对于记者尤其如此,他们被鼓励尽可能多地写,而“把关”(你们懂的)的任务则大部分交给编辑。

在这里,对于记者们的坚持和追求不想多着墨描述,总之,在特殊的“国情”之下,媒体人的姿态,很多时候是悲壮的;与其说他们在追求某一个报道的展现,不如说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媒体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实现观点的竞争与交锋。

不得不承认,“南方系”的某些报道可能确实是有失水准的;当下媒体的科学素养和思考深度有时候也的确让人失望。我支持对“南方系”的批评,但这并不是扣帽子的理由——轻易地因为错误报道而扣上“无良媒体”“卖国媒体”这样的帽子,从动机上否定并推翻媒体人的努力,在我看来是非常轻率和鲁莽的行为;而媒体之间的互相倾轧,更是短视和不理智。一个自由的媒体环境,对于所有的媒体都是有好处的(即使是那些“党报”),让其能够在市场上寻找符合自己口味的受众并实现良性的发展。

习惯了扣帽子、站队、互吐口水的国人,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学会如何就事论事地辩论。“南方系”接受辩论,无端的指责只会让媒体环境变得更糟糕。简单点说,你可以看了“南方系”的报道(而不是飚蹄党或者只言片语)再指出不妥之处,但若是看到“南方系”的名字就自动联想某些定义而拒绝阅读,这样的指责,意义确实有限。

奇葩生物“考生家长”

最近高考,其实除了关注各种题、各种学校、各种考生之外,最抢镜的莫过于“家长”了。神马“考生迟到两分钟家长跪地求进入”啊,神马“家长组团围攻过路鸣笛汽车”啊,还在微博上看到各种奇葩、极品的考生家长,让人惊叹这真是世界上最富杀伤力的一群生物。

即使是不那么极品的家长,往小了说,“双双护送”啊、“酷暑之下守候”啊应该是基本配置;往大了说,“花大价钱租酒店套房”啊、“求神拜佛烧三百一柱的高香”啊,也是屡见不鲜。其实这样都是可以理解的,高考确实是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勤勤恳恳苦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多努力一些、多付出一些,也算是尽力了。

在感叹父爱母爱的时候,我想问,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真的需要“考生家长”倾尽一切为考生铺路,恨不得在脚下抖开一条红地毯直达考场吗?或者全世界都要为自己家的“考生”开路,排除任何干扰,像朝圣一样走向考场?

先不谈上北大和上复旦的区别,也不谈多一分踩死的那一两千人,这些“考生家长”们将孩子们捧在手里,武断地当起了孩子们百分之百的保护伞,似乎比孩子们自己还要诚惶诚恐地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将来。

就不能让孩子们自己走进考场——自己安排合适的作息、自己决定吃什么有益、自己查好考场路线自己走去考场、自己弄清考试时间且知道“迟到了就完蛋了”,而不是让家长给考官下跪求情?

或者更远地看,就不能让孩子们自己承担所有的分数和结果,自己去面对人生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然后学会前进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后退么?

坦白讲,很多家长,确实是“不敢”。

他们习惯了给孩子包办一切,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从选择学校到选择专业,从禁止早恋到催婚相亲,恨不得亲手操办孩子的人生。既然生下了这个骨肉,就对ta保有绝对意义上的支配权。而且还可以打着“爱”和“关心”的幌子,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梦想乃至虚荣。

而高考的“考生家长”则是这种变态心理的极致发挥。

他们不相信孩子们的独立人格——或者他们就是从独立人格的不断被啃噬中走过来的。从早年的“父母之命”,到“毛主席万岁”,再到“别家小孩”,他们自己的生活、感情和思想,都是被自己以外的人所塑造的。所以,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也理应出于自己的打造。

而孩子的独立,则需要付出“叛逆”的代价。其实,他们只是厌烦了被安排,被决定,被说教。在无数的安排、决定和说教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判断力。

说回高考。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的小孩,都会明白高考对于他的意义——至少是当下的意义。他们在听到“高考”二字的时候,脑子里面第一个念头不是向父母求助,因为父母什么都帮不了。

既然什么都帮不了,那就跟以前一样吧。不要打着“爱”的幌子一个劲地奉献,变相地强调“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那仅仅是你的期望。

最可悲的是,若孩子把“家长给考官下跪求情”“为了考生休息大闹马路”看做“考生家长理所应当”的付出,那这个孩子就算是彻底毁在了“考生家长”手上。

理性是逃避的借口吗?

明显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不时会指着一脸正义愤怒呐喊的忧国忧民分子调侃地说“看,愤青”,轻佻地像“看,灰机”一样。也对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有了清楚的认识,但却并不为此感到难堪——毕竟,走过一段成熟认识的过程,对于自己来说总是好事。

但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那些饱满的文字了。所谓理性,就像简明而干枯的枝干,毫不留情地直指天空,那些围绕着理性的枝叶,随着成长而一点点剥离。有时候不禁会问自己,是不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在某个时候厌恶地丢掉了最容易占领的道德制高点,却不知不觉爬上了另一个制高点——逻辑的制高点上。对于任何事物的冷眼,追根问底之后的淡然,乃至“我有智商我优越”的感觉,在看问题和争论的时候不疾不徐、不痛不痒地撑起一支保护伞,自动地站在离中心42km开外的安全地带。

是的,我们都需要理性。在火红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是看清周围世界的前提。

可是,我是不是应该不断地扪心审问自己,自己究竟是在追求理性,还是在故意疏离?究竟是透彻分析一针见血,还是不痛不痒习以为常?究竟是胸有成竹地洞察,还是勇气缺失的逃避?

究竟是理性,还是冷漠?或者是不够勇敢、不够诚实,最终选择了冷漠?

 

对一件事情的感情,很多时候左右了对某件具体事件的情绪。当一个人还能够用激昂的语气写出檄文,这说明他/她至少对其反对或者愤怒的事物,还存在着感情和希望,还抱着哪怕一丝一毫的理想。

翻看尘封起来的国际共运史——一部充斥着路线斗争的历史——从罗萨·卢森堡,到卡尔·考茨基,到鲍威尔,再到吉拉斯,他们都反对苏联反对俄国,但实际上骂得最狠的,其实是和苏联最近的、依然饱含革命激情的卢森堡;而到了吉拉斯,《新阶级》无比冷静甚至冷酷的陈述背后,句句都写着“我对整个共产主义都死心了”。

我们惧怕麻木,麻木代表着疏离。而多少麻木,是披着“理性”的外衣?“事情不过就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抛却了“好”与“坏”这样原始的判断,我们的辩解是如此苍白无力。我们谈着“规律”和“人性”,对种种黑暗一笑视之;我们故作高深,端着学者范儿和贵族气,把“勿谈国事”作为标签,好像天生就不属于这个充斥着感情、晴雨无常的丰满的世界。

社会需要理性和秩序。公民也需要理性和秩序。但我们对“社会”和“公民”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时候,我们的心却像一潭死水般假扮着理性的平静。我们是不是害怕了?或者不敢诚实面对自己?理性是逃避的借口吗?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没有勇气也许要怪罪黑暗,言不由衷或许是身不由己。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

但凡想到原本饱满的灵魂就这样渐渐凋落,那种恐惧很浅,却又很深。

三好学生与社会主义

又到了一年一度欢乐的“二会”,囗观各种欢乐或者sb的提案成为了每日必修。不过也有在理的,虽然媒体找噱头的本性经常把它包装成崎岖的样子,但我觉得“取消三好学生评选”这个提案就很在理。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觉得很在理——因为三好学生毕竟是少数人嘛,如果总给少数人发钱,有人建议这钱别发了,那我想没拿到钱的人应该是举双手赞成的。

不可否认我也有这种邪恶的小心思,作为P大的学生,我从小到大拿到的三好学生数估计只是P大学生平均的三分之一弱。但我真心觉得要不要评三好学生这个事情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三好学生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且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而非邓爷爷发明的中国特色。

和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集体之上的。或者说白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终极目的是要达到“自由人的联合”。马克思爷爷说过,这种联合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的素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会实现,然而他至死也没能见到传说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太大了——但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团结,确实是要建立在对其成员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上的。

然而,社会主义开进俄国的时候俄国还是一团糟,开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甚至更加一团糟。那怎么办?只好教育集体里面的人,要让他们充满道德和奉献感,要让他们自觉自愿为集体付出,不然就会沦为集体搭便车。怎么教育呢?拿个大喇叭天天喊还不够,必须树立那么一两个典型。

而“三好学生”就是这种典型。三好,所谓“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的标准,除了学习也许可以衡量以外,其它两个都是极其模糊的标准,从来没有在白纸黑字上出现过。而诠释标准的话语权归谁呢?那当然归集体。而集体的权威是谁呢?在学校,那必然是老师无疑。

虽然人们总是把学校描述成一个温馨阳光的地方,但其实质不过是老师对同学的统治教育罢了。对于三好学生,老师的评判标准——或者集体的评判标准——是这位同学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即有利于整个集体。特别是在小学,虽然建构了各种各样形式的班集体荣誉,但其实质不过就是让这一大群学生安安分分努力学习、在必要的时候展现阳光的一面,在老师眼里,其实就俩字:“听话”。如果再要加个注解,那就是“若其它学生都跟他/她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其实,这根本跟这个学生“好”与“不好”没有太大关系,这是整个集体的评判,而且权威集于人而非规则。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当然是很好了(虽然不是最好)——而且是整天玩耍,很少听课,但老师随时抽起来回答问题都能够对答如流那一类。然而在老师的表扬体系上,出现最频繁的总是那几个名字:罗X,范XX,金X,无一不是上课的时候坐得跟释迦摩尼一样,作业写得一丝不苟那种听话的乖女生。她们成绩当然不算最好,然而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给老师添麻烦,因而蝉联三好学生基本无悬念。至于举手选举只是走走形式,小P孩子把老师的话奉做圣旨,而三好学生的奖品自然就是犹如佛祖开光的圣物一般bling bling惹人艳羡了。

这就是社会主义下的三好学生标准,无非就是给予一点物质和名誉上的好处,给人一个学习的榜样。学什么呢?呵呵你懂的。而现在我们正和社会主义越走越远,个性张扬千奇百怪,而三好学生只剩下了“高考加分”“保研”等功用——谁还愿意搭理所谓的“学习榜样”呢?于是三好学生也就成为了可以暗戳戳交易的商品,已经彻底和“三好”不沾边了。

然而荣誉终究是荣誉,写在简历上也是一句话,不过我若是公司HR,我是万不会理会“从小到大一共获得过28次三好学生”这句话的,不如关心一下这位同学四六级多少分。语焉不详的三好学生已然啥都说明不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崇尚规则和统一标准,集体主义的理念也渐渐被个人发展所取代,何必又用集体的象征性权威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盖上根红苗正的戳儿呢?

不过我觉得吧,也不必下令取消三好学生。它必然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面,贴在墙上的奖状兴许还能当个80后时髦潮流的装饰罢了。

亚文化的轻蔑与厌恶

最近百度D8的亚文化——所谓“吊丝文化”开始在各种网络空间大行其道。其实一直不太关注这一类草根性质的全民广播操,就如同在贾君鹏大行其道之时连WOW吧都没去过的一样,对于这类网民的自娱自乐,不过也是按照自嘲的惯例一笑了之。

但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有文化人批评吊丝亚文化,述其是一种对社会拜金风潮的无奈掺杂的产物,亦充满了格调不高的低俗气。

 王佩V:高富帅,穷挫丑,屌丝等词语进入日常汉语体系,说明中国社会的审美和道德正在急速败坏,赤裸裸的爱慕虚荣、拜金主义、崇拜动物性的价值观,终于扯掉了遮羞布,堂而皇之地主宰了年轻人的心灵。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如此斯文扫地,如此媚富入骨,如此偏狭虚无。

↑( 我并不认同以上观点,特此注明) ↑

当然,对于这点,广大网民是不买账的。其实我也承认,大部分网民只是用于自嘲,跟“咆哮体”和“伤不起”是一个性质。动不动上升至道德层面,教授其实是小题大做得有点凶猛——毕竟是一种网络亚文化,跟BL和朋克摇滚一样不属于主流社会。(如果真的属于主流文化,那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我相信社会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仅仅把词汇限制于“吊丝”“高富帅”“穷挫丑”之上,似乎看不出什么。但如果深挖细究,多看几篇相关的东西,某种语气依然让我感到不适。并非来源于道德洁癖,而是这种亚文化对于女性的轻蔑,已经到了一种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的程度。如果这仅仅是男性网民小范围之内的心照不宣的交流(跟AV和撸管之类的词汇一样)倒无所谓,但如果当“黑木耳”之类随意且带有性暗示和侮辱性的称呼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恐怕对女性起码的尊重已经荡然无存。

在“吊丝”们的语境中,女性是这样一种存在:依附于高富帅的钱和物质,对穷人嗤之以鼻;出生好的女性用“白富美”代替,但却包含着称呼“高富帅”时蔑视般的惶恐。对一般女性用“木耳”这样的词,并用分数代指女性的外表,用颜色代指女性是否曾经染指性行为。——正常的女性,是否会乐意一个男性用他的性需求,如此定位自己?

毫无疑问,在吊丝的语境中,女性已经被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并被定义为“用物质可以换取”的物品。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这样的属性被描刻得如此露骨而不加掩饰。作为单身男性的自嘲,这一点来由似乎听起来冠冕堂皇。

但这种自嘲是否应该建立在对女性的侮辱和蔑视之上?

一些女性研究者曾经指出,将女性作为附属、贬低女性地位的思想,往往来源于男性在社会上角色的混乱和失败,他们只能通过贬低女性获取心理上的满足感,并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物质上的不足即“不能购买”。这也是为什么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男人的伴侣身上。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吊丝可以如此若无其事地大谈特谈“黑木耳”且无惧女性目光,并把自己的失败感情归咎于出生低下、物质缺乏,或者女性的拜金与物质(如果不是所有女性,也应该是大部分女性——在他们的想法中),从而在口舌之快中获得一点认同和满足。

我不知道大部分女性网友怎么想,也许一笑置之——当然我也可以一笑置之,我并不介意某些失意的男人用一些能够凸显男性主体的思想将我想成某种木耳或者土肥圆。但我必须指出,这个社会离尊重女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而大部分女性对这种甚嚣尘上的亚文化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或者已经习以为常。

对于亚文化,我没有什么道德立场好讲,所有的亚文化都出自于当下社会的某种特质,就像美国曾经的嬉皮士和垮掉一代一样。但作为一个女性,无法对这种亚文化视而不见。

这里仅仅作为一个女性发表一些我的看法,并衷心希望“黑木耳”这种称呼不要再出现了。

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关于一条新闻,说是某地的城管最近屡出问题,殴打小商贩、暴力执法。结果一调查,是当地城管雇佣的“临时工”。也就是说,当地城管人手不够,随便找了一些无业游民或者下岗工人,也不培训,穿上警服直接去掀人家的摊子。

可怕,真是可怕。

此处先不谈权力如何腐败,你一个小小的城管临时执法人员,连个正职都没有,都敢拿人家小商小贩的尊严乃至于生命于不顾。他有什么权力?一旦出事被举报,立即开除踢走,工资都不带发的;可就是这样一介草民,只因为临时地穿上了城管的衣服,就敢对另一些一介草民滥下毒手,哪怕前一天还是同样蹲在街角卖老鼠药。

最近在看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这样的场景,让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人性和生命的尊重,已经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一个人所有的价值,莫过于他的金钱或官职、身份,而一旦沦落,就一文不名。

你骂过看门的保安么?正眼看过卖水果的小贩么?你在网上为被拆迁的农民呼喊,但若他到了你身前,你会嫌弃他破旧的衣装和土气的神色么?又有多少自视甚高的女人,因为“凤凰男”们出身贫贱,而不管不顾人家的才华和能力而大加鄙夷?

说实话,非常卑微。位高权重的官员们携“发展”的理念而随意处置草民,而就算是草民自己,一旦有了一点点权力,也就会仗着这一点权力,毫无同情地折磨另一些草民!此刻,官高五品和躬耕黄土,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差别。

整个社会的良知,也许都非常卑微。

潘 恩在《美国危机》中第一句话,便是这样。“这是考验我们灵魂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呢?我们住在衣装和工作的躯壳里,用娱乐和专业、非专业技术填满我 们的脑袋,有没有谁真正静下来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否在困难中始终循着自己的良知和灵魂前进,而不屈尊与对权力和金钱的仰慕?

我们只看到那些具象的东西。为何要尊重生命和每个人的尊严?那些东西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能给你带来金钱,也无法助你攀到高位。可是,在命运的天平上,你和所有人,都一样重。

前 一阵子和我母亲带过的两个学生吃饭。这两个八零后的学生,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并且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了一些建树。其中一个人,他还是某地级市的大学教 授。在谈笑中,他“自豪”地表示,老婆是派出所的,老丈人是公安局局长。一种李刚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当然是作为一种“邀请到他那里去他坐庄”的优越感。 作为朋友,我不想多说什么,陪笑而已。但我的确很失望。我无法与他交谈关于政治与价值,因为他已是既得利益者,他满脑子都是坐拥一地便利,过上安逸的生 活。与他同样的七零八零后,还有许多。坚持某些价值,在他们眼中可能就是“傻”,没有什么原则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想,若让他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他也 会大手一挥肆意拆掉草民们的陋篷,然后在席间与我相视而笑,大家“都懂的”。

我们接受的初级和中级教育,除了让我们通过高考,没有其它任何 作用——还附带着数不清的爱国说教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决断。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也很难说真正有公民素养和价值,缺少理性和隐忍,缺少独立思想,一边犯 恨地痛骂zf腐败一边想着怎么挤进公务员大军中谋得一个可以腐败的良差。作为一个人的“原则”和“尊重”,渺小得可怜。

也许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文艺复兴。在一个缺少宗教信仰而不能让人心怀敬畏的社会,在一个传统道统淹没于物质的社会,我看不到什么复兴的希望。

—-网友回应—-

@__INT:我不认为文艺复兴就能够拯救一切,就如同我不认为中国人素质提高了就能够社会大同一般。……早些年看《中国农民调查》,有很多的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我现在一直还记着:早些年的农民上访代表,成了新的村支部书记,也成为了新的上访对象。
如同城管,如同拆迁,我至今仍不懂如何在其中做出一个平衡的选择,让各方都满意的选择。抛开立场,政府并不代表着恶,人民也不代表着善。

环境,而非素质,更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人性如此。
但是我不对此表示悲观,因为道德是个体的。无论环境如何,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是复数的,一定不能够得到个体的答案。

从小戴着的绿领巾

看到“西安某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的新闻,看到这么多人大呼学校残忍、不人性,忽然想起我的小学来。

对于孩子,现在有哪一所学校又是“不残忍”而“人性”的呢?

一年级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都入队了,表现差的孩子被迫靠边站,看那所谓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戴在乖孩子脖子上。本人就是二年级才入队的,虽然年龄也是一方面原因,但从小调皮捣蛋、每天挨骂罚站的我,在那时就被定了调子。

六七岁的小孩子,一入校就被贴各种标签。我们受到的教育,不是“人人生而平等” “大家都一样”,而是“考得好是优生,考得差是差生”。

我还记得,当时老师在某次考试之后说,这次考下80分的,是差生。差生留下,优生可以先回家。

在分座位的时候,老师说,优生和差生结成对子,挨着坐。优生要帮助差生,差生表现不好的时候,要告诉老师。

在自由活动的时候,老师说,优生可以去玩了,差生去扫地做清洁。

诸如此类,林林总总。根本不需要什么绿领巾,早就有绿领巾戴在那些孩子颈子上,那些可能只是因为懂事比较晚、智力发育比较晚而小时候显得有点“傻”的孩子,就这么被下了定义。

那些戴绿领巾的孩子不可怜吗?我们大人看来是可怜的,但他们不会觉得。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不断地贴标签,不断地在与“隔壁家孩子”的比较中成为失败的人。

这么小的孩子,他懂什么自尊?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说自己是差生,那就是差生了。绿领巾,不过就是把这个标签具象化了而已。有没有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悲哀啊,从小的教育就是让孩子自己讨厌自己么?别以为你小时候没被戴绿领巾就庆幸。

也不难想见,这些孩子,也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地位、爹、丈夫、爱马仕当做标签,使劲往脸上贴。我们活在标签中,空虚得可怕,我们想方设法用好的标签代替坏的标签,一张一张,层层叠叠。

即使是小时候乖巧可人、总被老师表扬的所谓“好孩子”,又何尝不是践踏着“差生”的尊严而荣光的?长大之后,我们这些曾经的乖孩子,拼命地在他人身上寻找优越感,光鲜的表面内里是暴戾和不安全感。

我们根本学不会欣赏自己。那些红领巾绿领巾缠绕着的童年,是永远消失不去的梦魇。

北大的“习以为常”

成为北大的学生,坐在北大的教室里学习、在北大这块巴掌大的地方生活,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有心理承受能力。

因为每天打开浏览器都会看到北大在中枪,以各种姿势、各种理由接受各种流弹和飞弹的洗礼。在北大,食堂拥挤可以上新闻,校门查证可以上新闻,明规则可以上新闻,潜规则也可以上新闻;学生出人头地可以上新闻,学生丢人现眼也会上新闻。除了新闻本身,为这些新闻增添了无数价值的,无非就是两个字——“北大”。

这不,北大图书馆里面开个苹果展示柜,就这样轰轰烈烈上了新闻,接受无数网民口水的洗礼。

一旦上了新闻,各种麻烦都会扑面而来。 在大多数网民眼里,北大是吹进一粒沙子都不可以的地方,那些林林总总的新闻,都是各式各样的沙子,是“有辱北大神圣”的。于是,这颗沙子就会在他们心中造成瘙痒,忽而变得石头一样沉重,忽而有如乌云一般黑暗。于是,他们叫着“北大已经不是那个北大了”,奔走相告,频频摇头。

我能够理解那种情绪。暑假的时候校外等待进入游览的游人们脸上我能看到,我从小何不也是沐浴在“将来考上北大清华”教导声中?北大和她隔壁的学校被视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寄托着这个国家对于未来的期望,也寄托着无数人对于一所大学、亦或者对于一个社会的幻想。

有时候,北大在他们心中——不是一个装着无数普通学生的园子,而是漆得光亮的一枚标志,是朝圣地。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北大是不容玷污的,也是抽象的。

有时候,北大在他们脚下——或许北大意味着仕途、意味着财运,意味着高攀这个社会的途径。所以他们会对孩子们说将来考进北大,不是因为北大孕着知识,而是知识有可能换来钱财。

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北大就这么扭曲地存在于国人的心中。他们用北大、清华,或者哈佛、牛津、剑桥代替“大学”二字,所有这些标志,一面光亮,另一面是赤裸裸的现实。

但北大说到底,还是一所学校罢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社会里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元素,是大学一直培育的;而社会里的灰暗与丑陋,在大学里也会找到空间藏匿,甚至招摇。毕竟,大学也是由人组成。

北大人可能有着优越感和认同,但其实在北大人眼中,北大只不过也是大学罢了。对于外面的议论乃至挖苦,付诸一笑或者当做谈资。这样也姑且算一种豁达吧。

人们寄予太多希望于北大身上,民主、科学,爱国、进步,自由之思想,等等。那是北大不可承受之重——这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理所当然。

然而北大扛不动的东西,需要整个社会一并承担。民主、科学等等信条,理应存在于每个公民的认知当中。

当北大重归平凡之日,我相信应该是社会进步之时。

思想,偏激?

今天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占据了各大版面的前列,并引发一系列嘲讽、哀叹、酸葡萄和咆哮——“北大将会商十类学生,其中‘思想偏激’赫然在列”。

看到这里,我第一个心思就是北大又要成为那些追求纯洁北大的各种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哀叹“当年那个北大不复存在”了——况且还是掐着隔壁清二马上要建成百年一流名校的时间点,让人觉得十分诡异。

这可不,全北大都跟北京的天空一样灰头土脸了。

不过,仔细想想,所谓的“思想偏激”真的就是“思想”“偏激”么?我怎么觉得北大某些领导老师跟全国“有良知”的人想得不一样呢?全国人民乃至一部分北大的孩子们,看到的主要是“思想”二字。

一谈思想,大家就想到了被禁锢的思想、创新思想、学术思想、乃至邪恶的小思想,即人类脑内一切展示着主观能动性的行为。恰好这个社会上禁锢思想乃至洗脑的事情还真不少,怀古思今,纵观天下,凡是管制人们思想的政权,都是极其可怕的——犯着受被害妄想症的人们,自然会想到文字狱啊文化大革命啊乃至焚书坑儒等等触目惊心的时间,脑中浮现着各种卧底以及眼线盯你说每一句话的样子。

而“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恰好印证了这个画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概念轰然崩塌——那些思想活跃的天才们,因为说错话或者脑内不正常活动了那么一下,便被请进了阴森灰暗的小黑屋喝茶,面对着领导的盘问,搞不好还来点刑讯逼供……这样的大学怎么能算大学呢?还是北大!我已经可以想见诸如某些境外好事网站已经开始添油加醋,也可以想见犯着恐惧的一般市民已经把北大看得如此灰暗了。

不过,换个角度,也许北大那些领导(特指管学生工作的某些不大不小的官僚)想的不是“思想”。他才不管你信不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也不管你愤世嫉俗还是超然飘摇——你上课的学术思想,他管不了,他不懂;你下课之后放嘴炮还是吹牛逼,他也没得那个心思管。

他管什么?——“诸如食堂涨价就抱怨不停。”

真相大白,原来人家怕的是“偏激”。跟天朝所有的领导,人家怕你给组织添麻烦。特别是管学生工作的査某手下刚好管了一个食堂,人家当然不乐意听到你抱怨食堂涨价两毛了——外面的煎饼都涨了两块了,你这胡乱批评不是给组织添堵么?

而且人家把“思想偏激”和“家境困难”“沉迷网瘾”搞在一起,这也只属于难以启齿的“困难”范畴。他料你也不敢去三角地振臂一呼,最多跟你说说:“XX啊,那个食堂,你就不要再抱怨了嘛~才两毛钱嘛~你不吃荤的可以吃素的嘛~何必搞得自己这么不开心呢?”就跟学生打游戏打多了,辅导员老师会委婉地说,“哎呀XX啊,你再打Dota,这一科就要挂了,咱们不打了吧好么?……”

所以说某些学生部门的领导啊,其实就是胆小如鼠,如果学生骂了食堂,闹到学校,那肯定是找自己的麻烦;经不起两句骂,风一吹来就打哆嗦——至于食堂管得好不好涨不涨价,这个自己难以搞定,只好搞定那些“偏激”的学生,好让自己坐位置坐得安稳,才不管你思想是不是根红苗正天天向上呢。

对于这种没技术的学生工作者,我们通常是不予理会的,根本犯不到我们头上,也没有那个神通。但难以交代的还是全国上下各族人民,他们抱着对“北大思想”的憧憬,还在揪着“思想”不放——我说组织,你就那么、那么地怕那一点点“偏激”给你添的那一点点麻烦么?

患被害妄想的世界。

从前有个村长他在马路上走,然后他被压死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已经不是一个冷笑话了。事情沸沸扬扬,充满着愤恨、哀叹、惋惜、不解、迷茫等各种情绪,掺杂在里面的,是一团团难以解开的谜团,和一段段难以相信的说辞。一个生命以如此残忍的方式离去,看客们也许不知道,下一个从你头颈上压过的,也许是另一辆卡车。

即使翻天覆地了许久,警方调查了、盘问了、公布了,甚至允许公民独立调查团赴温州调查。可是真正相信事件得以平息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不是目击证人,我所得到的一切信息都是从“报道即遮蔽”的文字中得来。我无权判断谁对谁错,是不是有黑幕,或者仅仅是意外;我也无权断言,死掉的人一定无辜,囗观的人总是诚实;更没办法信任,所有的调查都是证据确凿,所有的报告都能自圆其说。

围绕在我心中的,永远是无法消除的疑问,信息越多,越承受着巨大的不安。

而这些怀疑,并非无根据——我们总是相信,我们自己、或者是站在我们同一立场的人,都是受害者。在一团看不清的黑雾中,我们不相信我们可能看到的、不相信我们听到别人转达的,只相信我们所愿意相信的。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故事做比方。

你在一个封闭制的高中读书,为你供应食物的是一家服务极差、极难吃、而且环境极脏的食堂;你们天天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吃了不洁的食物而患病。你们频频抱怨,而之中有一个抱怨得最狠的人,突然有一天吃了食堂的一碗粥之后,突然一病不起。

然后听他寝室的人哭着说,他昨天喝完粥之后,突然就大喊肚子疼、不行了。一定是那个粥有问题,他喝了那碗粥,患了痢疾!

这个说法很快就传开了。于是有人挺身而出大喊着“该死的食堂”,冲向食堂抗议,后面跟着一群人。

你会相信吗?你会跟着一起冲向食堂吗?食堂的状况的确糟糕让人难以忍受,让你愤怒的到底是那个人的痢疾,还是食堂的肮脏?至于那个人得的是痢疾还是阑尾炎还是别的什么,跟这个食堂有没有关系,都不再重要了。

“是食堂害他生病的。”

 

同理,死去的村长,是不是有人摁在地上让人压的,也不再重要了。关键是,有人害死了他,而害死他的人,也正在害着自己。所以我们不肯相信是事故,将所有的怀疑指向某些团体。我们宁愿相信被扣留的人是因为他说了真话,相信村长死去是因为他反.抗征.地被人陷害,相信有人想“杀鸡儆猴”,相信这个小地方的绝对黑暗。

甚至在所谓的证据拿出来之后,我们也宁愿相信一切都是伪造,是权力导演的一场戏码。

的确,我们是被害妄想者。

可是,我们为何会妄想?因为国家.机器这个利维坦,他有这个能力操纵一切,他能有办法威胁证人说假话,他能有办法封锁现场消灭证据,他能有办法雇上一个司机,对他说你去压死那个人,关三年出来,我给你好工作。就算他们真的没做,但他们“有办法”这个事实,让人始终恐惧。

而对于权力来说易如反掌的事情,普通人却根本做不到。他们连好好↑访、解决问题的路子都没有,与政府和权力者之间天生就不平等。而维持关系的信任,早已在土地争夺中消失殆尽。

如果说政府还要考虑公信力的问题的话,那么诸如电厂等企业则更加残忍。他们以赚钱为最终目的,钱也是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有更加残忍的胆子,将阻止他们进驻开发区、挡他们财路的人统统碾压干净;而政府和司法唯GDP是从,穷村民和富企业的重量,根本没法比较,于是也对暴行不闻不问。

于是人们生活在权力的漩涡中,手无寸铁,只能任恐惧蔓延。

而政v府和企业,何尝没有患上被害妄想?总觉得村民是刁民,总觉得他们想敲诈讹上一笔,总觉得他们不懂发展的道理,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总觉得他们聚集了大量的群众,手里拿的是起义的杆,随时要将自己坐稳的地方狠狠撬掉。

人们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观念之中,不懂对方的处境和话语。而这又加深了不信任,双方渐行渐远;我们怒视着,苦笑着,愤怒地嘶吼着。对于天朝的P民来说,我们的被害妄想像魔藤一样缠绕了我们的思维,只因为我们的确一无所有——买不起房子,就快吃不起饭,还看着领导满意的巡视,却无视我们的不幸。

唯有“属于受害者的道德制高点”,我们还感觉自己仿若占据着。

而其实,双方已经没有对错和善恶之分。

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分裂和争执,人们向不同方向狠命拉扯着,总有一天会被狠狠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