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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两大毒瘤:蛋疼,以及犯贱

自从大一下学期混BBS以来,Love版就一直放在收藏夹里面。四年以来,我从纠结小mm变成了毒舌大妈,各种恋爱中的jp和狗血故事也见了不少——虽然本人的实际恋爱经验依然少得可怜,但有如上了情感上的三宝课一般,那一套一套地也可以扯上不少了。

最近读了彭浩翔的《爱的地下教育》,深感共鸣——倒不是因为他解决了我的神马情感问题,抑或是拍醒了我内心的痴男怨女情结,而是那种谈别人感情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让我觉得十分畅快。这么说来确实挺坏的,但感情永远是旁观者清的事情,真轮到自己的时候,情感大师也会急降到幼稚园水平。

扯远了。回到题目,就我这好几年的水车经验来讲,大部分致人痛苦的感情,都占有以下两个因素至少其中之一:蛋疼,以及犯贱。

蛋疼,有可能是闲的蛋疼,有可能是忙得蛋疼,有可能是天生蛋疼体质问题,总之就是对当下的感情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期待。对女生来说,总觉得男友应该隔三差五楼下送花,寂寞雨夜来Call谈心;而自己总是不断追问,这段爱情到底值不值得?我到底喜欢ta哪一样?ta到底是不是我的型?于是听歌看戏,默默流泪,进围城,空叹息。

男生呢,则是关心自己的把妹技巧甚于关心自己的女朋友,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帅第一温柔第一牛逼,心底总有一点蠢蠢欲动,觉得总有更辣的妞在等着自己,但有贼心没贼胆,然后整天纠结自己的女朋友不够漂亮胸不够大不够贤惠,被这样的婆子栓牢,生命暗淡。

总之,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但是各自肚子里面装一些对方读不懂的肠肠肚肚,时不时地来一点怀疑,搞一些考验,严重点的醉个酒,失个足,犯个错,然后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好好的感情就吹了。

而蛋疼的另一面就是犯贱。醉了酒,失了足,犯了错,或者搞了点啥别的幺蛾子,两人吹了——但却依然觉得对方是不是还深爱着自己挂念着自己,是不是过了这个村就没得那个店了;于是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就心神不宁翻江倒海,神不知鬼不觉就往回走了——明知道有可能当一条备胎,明知道感情早已明日黄花,但总放不下心中那点期待和幻想,那倔强的小火苗儿来个十盆冷水都浇不熄。

多少人的感情在蛋疼和犯贱之间徘徊,搞的疲惫不堪痛苦不已,到头来“不是剩下,就是将就过了”,于是喟叹人生,“再也没有力气爱了”,悲矣悲矣。

其实,蛋疼和犯贱,其实都是一个妈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说白了,你总是蛋疼的那些原因,你频频犯贱的那个人,其实都是伪命题。女生是看韩剧看出来的,男生是看A片撸出来的,现实幻想傻傻分不清楚,不是自视甚高就是妄自菲薄,总觉得在身边的都是不行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碗里的不如锅里的,锅里的不如地里的,而碗里的锅里的地里的,都不如自己yy的。

最可恨的是,这些人你都拍不醒的。这个社会放眼望去,对于纠结和愁绪的歌颂实在有些过了头,那些“逆流成河的悲伤”,那些唱不透写不明白的小文艺小清新,都在说着愁愁愁,仿佛愁是一种光荣一种快感,勾引着更多的人继续嗑药一样沉浸在纠结里面,然后等他们老了,自然醒了,这世界早已黑白透了,青春已然虚度了。

搞得仿佛蛋疼和犯贱是某种流行一样——真想拿把剪刀,把这些搅在一起的枝枝节节都剪掉,然后大声告诫那些蛋疼和犯贱的夫妻们,该干啥干啥去,有妹子有汉子就好好活着傻乐吧,这个世界还没有美好到让你有资格徒增烦恼的程度,给世界添乱,何必呢?

而对于满Love版的“我该不该分手”“我该不该复合”的诚挚的纠结,很多毒舌的意见都是听着残忍,想着在理的。怕就怕在那些纠结的男男女女不是来求意见只是来求安慰的——而一百条安慰,都不及自己给自己一个大耳刮子来得实在,真的。

我眼中的“南方系”

“南方系”这个词,自从进入了微博和自媒体时代之后,就多了N层不同的乃至互相矛盾的感情色彩。爱它的人恨不得擎上南方大旗,有种与中央另立山头的抗衡感;也有不少人对“南方系”不屑一顾,认为其不过是消费反政府情绪的浅薄代表罢了。

总之,争议是一直存在的。仅仅作为一个读者,对“南方系”无法了解得深透;而更多的人,甚至连读者都不是,只从网路上摘得一些碎片,就急急地站队表明立场。

我作为一个在南方系两家报纸(《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呆了九个月的实习生,虽然严格来讲依然是局外人,但却不得不说,“南方系”这个帽子,对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任何一家报纸杂志来说,都有点太过刻意了。

首先,是倾向性的问题。许多喷子将南方系的倾向性拿出来说事儿,认为南方系各媒体故意站在政府或者国家的对立面,将观点摆在事实前面。

殊不知,要求新闻报道完全的“客观”,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媒体,往往都多少具有倾向性,而这个倾向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受众决定的。什么样的人喜欢看“南方系”的报道?那些人(包括我自己)希望看到与当局、权威不一样的声音,希望透过不一样的角度看事件,这无疑会影响新闻取材、诠释角度和报道手法,从而传递出记者乃至报社的观点——在深度新闻中尤其如此。

然而,“倾向性”和“扭曲事实、颠倒黑白”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至少,每一篇报道都会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它想要报道的东西,并力求每句话都事出有因、有根有据,这是作为严肃媒体的操守。起码在我的接触中,“南方系”作为背靠数百万读者的媒体巨擘,在新闻报道上并非随意而为。

而在追求“客观”和“真实”之外呢?这就不得不谈到作为媒体的追求,即所谓的“媒体理想”。媒体从业者,不管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社会”的诉求。在每一家媒体都必须受到中央管控、服从“宣传方向”的大背景下,“追求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

“南方系”在当下的环境中争取言论空间,确实不易,很多时候也会面临着毙稿的尴尬。我曾经的老师、同事,可以说大部分都抱持着“媒体理想”而打拼,只要能够得到哪怕多一点点报道空间,他们也会尽力争取——对于记者尤其如此,他们被鼓励尽可能多地写,而“把关”(你们懂的)的任务则大部分交给编辑。

在这里,对于记者们的坚持和追求不想多着墨描述,总之,在特殊的“国情”之下,媒体人的姿态,很多时候是悲壮的;与其说他们在追求某一个报道的展现,不如说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媒体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实现观点的竞争与交锋。

不得不承认,“南方系”的某些报道可能确实是有失水准的;当下媒体的科学素养和思考深度有时候也的确让人失望。我支持对“南方系”的批评,但这并不是扣帽子的理由——轻易地因为错误报道而扣上“无良媒体”“卖国媒体”这样的帽子,从动机上否定并推翻媒体人的努力,在我看来是非常轻率和鲁莽的行为;而媒体之间的互相倾轧,更是短视和不理智。一个自由的媒体环境,对于所有的媒体都是有好处的(即使是那些“党报”),让其能够在市场上寻找符合自己口味的受众并实现良性的发展。

习惯了扣帽子、站队、互吐口水的国人,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学会如何就事论事地辩论。“南方系”接受辩论,无端的指责只会让媒体环境变得更糟糕。简单点说,你可以看了“南方系”的报道(而不是飚蹄党或者只言片语)再指出不妥之处,但若是看到“南方系”的名字就自动联想某些定义而拒绝阅读,这样的指责,意义确实有限。

奇葩生物“考生家长”

最近高考,其实除了关注各种题、各种学校、各种考生之外,最抢镜的莫过于“家长”了。神马“考生迟到两分钟家长跪地求进入”啊,神马“家长组团围攻过路鸣笛汽车”啊,还在微博上看到各种奇葩、极品的考生家长,让人惊叹这真是世界上最富杀伤力的一群生物。

即使是不那么极品的家长,往小了说,“双双护送”啊、“酷暑之下守候”啊应该是基本配置;往大了说,“花大价钱租酒店套房”啊、“求神拜佛烧三百一柱的高香”啊,也是屡见不鲜。其实这样都是可以理解的,高考确实是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勤勤恳恳苦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多努力一些、多付出一些,也算是尽力了。

在感叹父爱母爱的时候,我想问,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真的需要“考生家长”倾尽一切为考生铺路,恨不得在脚下抖开一条红地毯直达考场吗?或者全世界都要为自己家的“考生”开路,排除任何干扰,像朝圣一样走向考场?

先不谈上北大和上复旦的区别,也不谈多一分踩死的那一两千人,这些“考生家长”们将孩子们捧在手里,武断地当起了孩子们百分之百的保护伞,似乎比孩子们自己还要诚惶诚恐地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将来。

就不能让孩子们自己走进考场——自己安排合适的作息、自己决定吃什么有益、自己查好考场路线自己走去考场、自己弄清考试时间且知道“迟到了就完蛋了”,而不是让家长给考官下跪求情?

或者更远地看,就不能让孩子们自己承担所有的分数和结果,自己去面对人生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然后学会前进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后退么?

坦白讲,很多家长,确实是“不敢”。

他们习惯了给孩子包办一切,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从选择学校到选择专业,从禁止早恋到催婚相亲,恨不得亲手操办孩子的人生。既然生下了这个骨肉,就对ta保有绝对意义上的支配权。而且还可以打着“爱”和“关心”的幌子,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梦想乃至虚荣。

而高考的“考生家长”则是这种变态心理的极致发挥。

他们不相信孩子们的独立人格——或者他们就是从独立人格的不断被啃噬中走过来的。从早年的“父母之命”,到“毛主席万岁”,再到“别家小孩”,他们自己的生活、感情和思想,都是被自己以外的人所塑造的。所以,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也理应出于自己的打造。

而孩子的独立,则需要付出“叛逆”的代价。其实,他们只是厌烦了被安排,被决定,被说教。在无数的安排、决定和说教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判断力。

说回高考。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的小孩,都会明白高考对于他的意义——至少是当下的意义。他们在听到“高考”二字的时候,脑子里面第一个念头不是向父母求助,因为父母什么都帮不了。

既然什么都帮不了,那就跟以前一样吧。不要打着“爱”的幌子一个劲地奉献,变相地强调“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那仅仅是你的期望。

最可悲的是,若孩子把“家长给考官下跪求情”“为了考生休息大闹马路”看做“考生家长理所应当”的付出,那这个孩子就算是彻底毁在了“考生家长”手上。

暌违五年,再忆高考,却是不忍回头

2007年6月7日到9日,重庆连续下了三天的雨,一秒钟都没停过。那是我的高考,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和许多人不同,我当时在的那个东拼西凑出来的巴蜀中学文科实验班(11班),到现在还在联系的(刷校内神马的不算),两只手数得明白。还真像《那些花儿》里面唱的,“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好多人什么线索都没有,直接就从生命中消失得一点不剩了。

有时候颇为错愕,回想起当初共处的年头,少说也有三百余日夜。再也没有什么日子跟当初一样,所有的人抱着几乎一样的近期和中期目标,做着相似性极高的重复工作,并且真心为这些工作而付出、欣喜、奋斗,目标单纯得不可思议。

高考这种泯灭创造性的一系列折磨,也居然披上了温情如老照片一般的外衣,标签上贴着“那些年”,而教室里的夕阳、寝室里的应急灯光、翻旧的书做烂的题本,被一次次拿出来渲染描述,竟然也显得让人恋恋不舍。

我们不舍的究竟是什么?或许,被这个世界的复杂所迷惑,我们尽力地想找到当初的单纯,或者所有人都一样的平等。那时候,不管你是谁(or你爹是谁),你都得一遍遍做题、改正试卷上的错误;你与你的死党结伴在教室里待到很晚,一起解题,一起默诵,一起查漏补缺;所有的爱好,所有的追求,这一切都放下都丢掉,我们身着朴素的校服,素面朝天,将生命用记号笔涂满。

而这一切,都在高考后迅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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