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言论

国家机器与发条狗

【注:内含无良吐槽与偏颇言论,请较真帝绕道而行】

——春天,我们种下了许多谣言的种子。秋天,我们统统被抓进了监狱。

最近关于网络传谣一事颇有几分闹腾。对于那些无脑谣言,我一向是持与民同乐的态度的,中国网民的平均智商水平与各路谣言的传播水平交相辉映,每天看一看,实在是能够达到笑一笑十年少的效果。

不过,一旦当所谓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的时候,就不是笑一笑能够解决的了。从拎着薛蛮子等大V牛头不对马嘴地打压,到各种县啊村啊从天涯和贴吧着手狂抓所谓造谣传谣之人,乃至抓那些看起来并没有过激言论的良民,这一切就显得蹊跷了起来。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产生了可观的寒蝉效应,人人自危,造谣的当然会收敛一些;但堪忧的是这抓谣处谣的规模和行事风格让人看了是啼笑皆非,“连这都抓” “究竟有没有底线” “又一个文字狱/文化大革命” 等哀嚎此起彼伏。要知道,对于言论的治罪,远远没有达到“明显且迫切的危害”的标准。标准在哪儿?

虽然两高的“五百条”解释显得煞有介事,但天朝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荒诞在这儿,恐怖也在这儿。想想看,当解释权和行动权都在有司手里的时候,他办你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你说我上个月减了十斤,一称只有九斤,对不起,造谣;你说tmd食堂太烂了大家罢吃吧,对不起,危害社会安全——大家都不吃食堂了这对学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在饭点全校一万多名学生无所事事饿着肚子那确实是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和谐,那还得了,抓!

显然,郭嘉捉急的不是网民的智商和造谣的能力,而是自己失去的掌控力。自跨入媒体时代以来,书报审查形同虚设,畅所欲言的空间不断推进言论边界,这对于威权国家掌控社会舆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渣浪也好企鹅也罢,都属于非国家机器,小秘书再勤劳也没办法喷灭四处乱窜的小火苗。

郭嘉亮起机器,说明他们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如何扭转被动趋势,让人们闭嘴,那让人们形成自我审查是最好的方式。你看我现在一边打字还要一边担心明儿是不是就被请进局子里喝茶了?这种影响是空前的——特别是直接授权公安系统以“社会安全”为名义而行动,那规则规章法律法规都是纸糊的盾,一戳就破。

不过,认为国家机器真的就对准了每个人,那也是高估了国家机器这个词了。由于缺少实质的规章,机器其实是没有办法精确运动的,这部巨大的国家机器没有精细的设计,也缺乏自运行的动力,更不可能拥有监控每个人的闲置资源——除非它是真疯了。不像你输入命令摁个回车就能运作,这部机器更多是由人来操纵的,而且操纵的人智商也参差不齐,行为趋于简单化。面对网络乱象,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机器开到人群中央,轰轰砸上几个人,告诉他们说,老子这个机器可不是盖的!

到了XX市XX县,特别是以简单化运动化行事的公安机关,国家机器则仅仅是上了发条的狗,连个操作系统都没有。为了起到威慑作用,上面的人来拧几圈发条,狗儿们就开始横冲直撞,咬上几个算几个。至于咬的是谁,为啥咬,统统不重要。完事儿了写个通稿,表示咱们已经光荣完成了任务,咱们的发条还是灵的,牙齿还是尖的,瞧瞧多厉害!还不赶紧发点骨头!

不过就我来看,将言论的治理交予发条狗,这可真是一招臭棋(说不定说明他们已经无棋可下了)。虽然我们都习惯了运动型执法,但将这些“治理敌人”的矛头对准一般人,下了狠劲儿张口乱咬且还缺理儿,那整个运动的合法性就成了笑话。

郭嘉本来想通过打击“造谣”赋予管制言论以合法性,赋予国家机器以正当性,结果却暴露出缺少规则弱点——荒诞,无常,缺乏说服力,这些都是硬伤。偏偏打击的对象“言论”是最需要审慎、规则和逻辑能力的,这一举且势必遭来反弹,搞不好还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另外嘱咐一句,宁要虎一样的对手,不要猪一样的队友,相关部门你们可省省心吧。

真正害怕的是他们

天朝帝都暌违一年,归来竟不觉陌生。除了新闻联播里面的脸换了一批,该腐朽的依然腐朽,该骂的还是骂声不绝。网上的乌烟瘴气不曾少过一分,越发分裂,偏听偏信一拥而上的,或者装冷静和稀泥的,都差不多一个路数。

难怪,网络本来就是浮躁的世界。我们曾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每个人都得以发声的伟大的自媒体,却难以想见缺乏规则和准绳的吵杂声音中,想要摸清楚来龙去脉简直难上加难。

我的微博上关注的并不算杂,除了实在扯淡的星座运势和养生宝典之外,几乎什么都有。久了便会发现,很多人根本不处在同一个语境里面。A用慷慨激昂的语调控诉社会不公,可能B只觉得是社会复杂性的表现之一;C的一句调侃之词,用D的语气来解读就是人参公鸡。妹纸们用温馨可爱的语句传播“大姨妈时的N个Tips”只是为了彰显对女性的关怀,在学霸眼中只不过是漏洞百出体现愚昧落后的小白;反而某些正义人士最不齿的却是学霸的迂腐,反复强调只有发声才能让社会变得更好……诸如此类,不同的人群之间根本就连对话都困难。

所以,要找一个“底线”就显得尤其困难。天朝从来都不是一个规则社会,所有的判断都是基于“影响”而成的。当某个小圈子用自己的语境解释某件事的时候,就别的人看来与“煽动”无异——而网络往往可以扩大传播,往常隔壁家二大爷跟二大妈唠嗑的时候一句“老子今天非把我儿子砍死不可”,放到微博被转个两万次,那第二天可能就有维X人士到二大爷家门口扯条幅了。

同样,那些有关于维权的局部敏感,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下只是个体对个体的不依不饶,那些添油加醋和声泪俱下,往往都是针对某一个恶魔的歇斯底里。但是同样,转发两万次之后,就会被不同的语境解读为不同的版本,并用于不同的目的。我并不否认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是带有情绪的反抗者们并非完全出于正义——谁说得清呢,用正义人士的语境来说,就是单纯的弱者对抗极权;而在理性派人士的眼中,都脱不开利益的非正常纠缠。

这时候,“依法管理网络打击谣言”显得就尤其可笑。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法”——诸如美国电视里面把F***变成[哔]的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影响”,基于当权者的判断——他们认为这是煽动的、夸大的、危害到利益的,就可以定性为“谣言”——毫无疑问,是依据他们的语境判断的。你不能要求一个用人民日报体写公文的人理解网络语言,但你能看见它们传播的广度和次数,都写在“转发数”里面,不安和不信任的扩散,对于他们来讲就等于恐慌。

挥着“法”的大旗,用拘捕的方式,摆明了就是亮专制机器。这是恐慌的表现。面对网络的语境混乱,他们的判断力和处置力实在是疲于应付。找平衡的方式,不过是各大党报的社论打打架,今天说要亮剑打击,明天说要鼓励言论。被不同语境的人选择性一解读,又成了一场大战。

所以,真正害怕的是他们。

而理应作为理性人判断传言真假的受众呢?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关注的“大V”就是权威信息的来源。这一次拿“大V”开刀,倒是除了魅,让人们知道权威与大V并不打等号。就如同大英帝国人民在厕所里读《太阳报》不一定要信《太阳报》,传播广度与真实度并没有必然联系。

然而对于建立“规则”来说,这根本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顶多让我等屁民发文的时候多想想蹲号子的感受,想想国家机器的恐怖与森严,想想我等人作为屁民的身份。网络依然是混乱的,多语境的,难以沟通的,所谓的“理性”和“建设性”只能在小范围内形成。

想要在泱泱十几亿人的社会里建立规则,网络确实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我等有心气儿的屁民们少上网,多读书,心里自然明白,就别跟着大V们瞎晃悠了。

被消费的伪正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公知”在某种语境下已经成为了骂人的词汇,比如“你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本来一个寄托了社会希望的精英群体,和“城管”“CCTV”一样被污名化了。

虽然这对一些学识和胆识均备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讲并不公平,但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个词汇的情感的变化,正源自这个日渐浮躁的舆论和社会。

在这个时代,想当公知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只需要一个五位数粉丝的微博,一群愿意帮你转发评论的“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扣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学者的头衔,每天发表一些看似正义凛然、最好是和当局对着干的言论。反正微博只有140个字,也不需要你有什么渊博的学识,只要在任何恰当或者不恰当的时候,将“公民精神”“民主自由”“体制问题”等词随便组装一番,再配上一幅看起来惨不忍睹的图,就可以尽情地满足你一呼百应的虚荣心了。

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公知。

只要站在弱者的立场,美名其曰“鸡蛋和石头,我永远选择鸡蛋的一方”,没有来龙去脉,也不需要逻辑和事实,甚至不需要基本的常识。一张正义的大旗,举到哪里都管用,就仿佛文革时代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有金刚护身的功能。

想想实在可怕极了。

这个世界,招摇撞骗的人实在是层出不穷。这种意义浅薄正义,实际上只是用来消费社会戻气的伪正义罢了。不管某些公知心中是不是抱着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事实总是公知正渐渐占据网络草根话语空间,形塑着人们的认知。而那些千篇一律的呐喊和呼叫,千篇一律的“吃亏的总是老百姓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除了将社会的不满全部塞进体制的大框,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许多问题确实能够归因于体制,但是“归因”这个步骤被无限地压缩和省略,最后公知的伪正义大旗下的草根们就成了一群只会骂政府的机器人。如果说

现在的网络空间,无非是公知挖坑,群氓争相往里跳。挖坑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不管公知说什么,群氓都会信的;而只要公知一站出来怀疑权威,信的人就更多了。不管如何信息公开,那些认为“只要是zf说的话统统都是撒谎”的人永远都不会信;只要和政府公共支出有关系的数字,不管是科研经费还是国防开支,用“还有那么多人没吃饱饭”做评论就一定屡试不爽;沸沸扬扬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有八成以上都是常识问题,“天朝还有什么能吃”的哀鸣总是一呼百应……

爱发问爱追因的明眼人总归还是有,被公知逼成“自干五”的人也不少。但公知们拿着伪正义消费社会情感的例子依然充斥着以微博为首的网络空间。

感谢微博,让社会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发泄,然而群氓的智商和判断力却得不到填充,他们满足于在公知的伪正义大旗下抗议,殊不知社会进步却像公知屁股底下的沙发一样坐在原地,动弹不得。

从“反国教”谈谈治理问题

懒得长篇大论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了。只是把最近看到的一些东西的联想和思考记下来罢了。

其实我最近越来越没有什么“立场”了。看到香港轰轰烈烈的反国教运动,也很难说清“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从各种被诠释、被解读的片段里面攫取一些信息。

的确,把天朝的那些教材,乃至为香港专门编辑的教材拿到台面上,从香港人的角度看去,的确有些地方是不妥的、甚至是贻笑大方的。这并非文化隔阂或者政治差异,而是我们习惯并长期一笑置之的东西,从心底里的确非常难以被接受。

不过,不管“教”什么,即使真的是“普世价值”或者所谓“公民常识”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很多人看来,把它们安插进初等教育里面,还是始终会有眼睛里掺了沙子的不适感,“抵制”的反应还是会占据上风吧。

不得不说,政治这个东西,呼唤的是理性,然而政治的原动力却来源于感性。包括“反国教”这码事,我敢说,对于“洗脑”和“谎言”的恐惧,是反对的主要理由,而不是国民教育究竟教了什么。

民众对于“统治”和“洗脑”的恐惧,其对立面则是统治者的期望——民众的忠诚、爱国和服从。

毫无疑问,在当下,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当今中国关于公权力的讨论,到最后,其实都和这一对矛盾沾边。

 

很多人以“民智”作为一切的挡箭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清醒、理智的,“脑残遍地”其实是一种普世的现象。但这是“智慧的人”统治“非智之人”的理由么?

在反国教的浪潮里面,的确不乏许多常识缺乏却胡乱起哄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他们抛进“脑残”的框里冷嘲热讽,然后无视这些反对声音的存在。

 

在过去的社会,让有权(且最好是有智)的人来施行统治,是普遍的治理方法。所谓天朝上国,即是建立在这种治理方式之上的政权。这也是一种帝国式的忠诚,不管从事实还是道义上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帝国在扩大,帝国的民众先是在压力下屈服,然后在教育和宣誓中臣服。所谓“洗脑”,无非就是这个逻辑吧。

而如今,得益于知识和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发声权利(乃至发声渠道)。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多的智慧,但即使我是白痴,我也不再愿意被灌输了,我会对任何企图左右我的思想和行动的东西产生天然的抵触——这样的变化,已经足以改变治理的方式。

我觉得,在民主国家,与其说是人民在统治,不如说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在寻求博弈和平衡。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纯靠平民来治理的,你我都没有驾驭一个社会的能力。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权利评说,我会评价,会凭着本能选择,会发表意见,而我对统治者的忠诚,是建立在我的“同意”之上的。你用什么去让我“同意”你?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说不需要教育,而是教育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事先需要怎么样的沟通。姿态很重要。统治者需要明白民众们为何“抗拒”,为何“不同意”,而不是用自己的“同意”强加于人,不管自己的意见有多么正确、多么具有智慧。

总而言之,并不是不需要忠诚,而是需要怎样的忠诚,以及需要怎样才能达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