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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火车记忆

对于火车的感情,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我家住在长江边,对岸就是川黔线主线,火车总是看起来缓缓地拖出一条细细的线,拉响悠悠的汽笛。这时候感受到的更多是长江的宽阔,原本庞然大物的火车居然可以那么遥远。

一年回一次的老家南充,爷爷奶奶的住处紧挨着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支线铁轨,连车站都处于“建设中”的状态。我偷偷溜去铁轨旁玩儿,在铁轨上走平衡木,或者俯身趴在轨道上听是不是有火车来的声音,带着几分惊恐和不安,但更多的是好奇。

长大了一点的时候,坐44小时的火车去上海看小姨。漫长的旅程,吃方便面和与刚刚认识的小朋友们聊天玩耍就成了火车的全部。夜里睡不着,透过双层的窗玻璃看外面有点迷离的风景,点点的灯光,还有反射在车窗上我的脸。川黔线往南经过遵义、冷水江,穿过云贵高原参差的喀斯特山,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形状,任何一块平地都种着玉米。往湘黔—浙赣线拐去之后便是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经过窗外一个个精致迷你的小站,白底黑字的石头站牌,还有红瓦小楼和青松绿柏。上饶,怀化,鹰潭,株洲,金华,杭州,嘉兴,上海,这一路慢慢悠悠地看繁华,看稀奇,好似进城的乡巴佬,大概也是“见世面”的最初记忆吧。

记得那是1999年的夏天,第二年坐K车去上海。车子在将出云贵高原的时候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一个晚上。我睡在铺上不停地问,什么时候开车?还有多久?前面到底怎么了?列车停在盛夏夜里潮湿的空气中一动不动。窗外点点灯光,依稀辨得是一个小村子。我就瞪着它,模模糊糊入梦。第二天早上六点醒来,忽然发现列车开始挪动了。兴奋得再也睡不着,在朦胧的晨曦里看着外面的山水,听着有节奏的声响。

然后我们这趟晚点的快车,不得不在单轨的湘黔线上一次又一次停车、错车。一年前匆匆掠过的叫不出名字的四级小站,便有了停靠的机会。湖南小站窗外有个卖西瓜的大娘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那西瓜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瓜。

44+8个小时,两个晚上两个白天。漫长的旅程让我走下火车的时候总觉得地上在晃啊晃啊的,一天才能恢复正常。

也是98、99年左右,从南充可以坐管内火车去成都,3个小时的样子,经停遂宁。绿皮的车厢,可以随意开关的车窗,亚克力材料名副其实的“硬座”。每一个站都会停,那种小小的站,也会有好几个人排着队上车,列车员挥舞着小旗子维持秩序,却也和乘客说说笑笑,甚是温馨。车站出口就是一个铁栅栏,候车室小得跟客厅一样;隔几步路是铁路通勤人员的小平房,居然还有半个篮球场——虽然篮架早已生锈。

也会偶尔有临客开往重庆。第一次坐所谓的“硬卧代座”车,晚上上车,凌晨下车,短短300多公里能坐上6、7个小时。有一年春运形势特别紧张,汽车客运系统几近瘫痪,我们于是便坐了火车回老家。回重庆的时候,我们坐了破旧的长途车去了隧宁,再转了乡里的“跛跛车”,吭哧吭哧去了一个叫“前锋”的地方赶火车(也只有我地理天才的老爸才能想出如此迂回的主意)。买了站票,在火车即将开车的前一刻挤上了车,和大包小包的打工仔、省亲的大人小孩儿、还有返校的大学生们紧紧地塞满了车厢,在这滚滚的春运大潮中感受“蒸蒸日上”的气息。还记得一个西南师范的大姐姐和我分享座位,她说,这已经是第三年挤这趟车了。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也像当年的她一样,只不过火车换成了24小时的T9罢了。

后来,四川盆地内的高速路网修成,高铁和动车也普及了,再没有什么管内列车和小绿皮了。爷爷奶奶门口的铁轨也变成了有动车候车室的高级火车站。动车当然是干净明亮的车厢,舒服的座椅,现代化的设施,外面的景色因此也飞一样掠过。

几年前在祖国的西北还坐过一次普通列车。08年的夏天,和队友们从西安坐车到固原实践。不知为何那趟绿皮有如春运一般拥挤,人潮汹涌,队伍被挤散,一时有些六神无主,稀里胡涂挤上了站台。我们团最高的那个男生,一人提着两三袋行李,非常霸气地拨开人群,挤到火车边上,从窗户往里猛扔,另外几个小个子迅速挤上车接应,把行李架的位置占到。还好所有人都赶在开车之前上了车,终于长舒一口气。总之,在大学和同学坐火车,也就是在乌泱泱的人群中打牌斗地主双升,吃热气腾腾的泡面加火腿肠,然后靠着各种人的各种身体部位歪七倒八地睡去。

火车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小小的一块儿,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风景。细细数来,绿皮车,临客,管内快车,K,T,数字车,D车G车,我都一一坐过;卧铺,硬座,站票,也都感受过。都说火车是时代的缩影。我倒觉得是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带着我走出小小的四川盆地,大大的世界铺天盖地驶来,和火车的轰隆声一起,久久地刻在了记忆中。

前提不对

今天看到一则微博评论,说是如何让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西方国家的思路是让政府害怕人民,而我天朝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虽然不敢苟同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概括,但这个思路是颇值得玩味的。最近什么民主生活会、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团和气的假团结之类的话,让人有穿越回毛时代整风运动的错愕感,让人不禁觉得是不是下一步就该反右然后庐山会议万言书云云,节奏不对。

【顺便说一句,老大的老婆是明星这一点倒是惊人相似。【蜡烛神马的不用点了谢谢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你说搞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人凭什么能够敞亮了来点实质的批评,而不是“我要批评老王,他平时工作太努力,不注意身体”这样、下半句很有可能是“来,干一杯”的“批评”?只凭上面说你们必须互相批评,就能让这些听惯了阿谀奉承的官老爷们听进去不好听的?要知道,我大西红柿的前薄督,可是有全市音乐喷泉的总控的,他想听摇滚你给人放民族,那是分分钟下课的事。

更关键的是,万一批评到点子上,那拔出的萝卜带出的泥可是蔚为壮观的。你敢说书记犯了错,就没有市长的责任?你用公车送孩子上学,我就没跟小三睡豪华客房开差旅发票?天朝官场官官相护已是明规则了,你要让他们狠下心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难度可谓登天。就连高中班委会开会总结工作说话都得端着点儿免得伤了同学感情,更别说这些风里来泥里去的父母官儿们了,人可都是权术计谋样样精通,糊弄糊弄上级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更深一点说,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无非就是想要用某种方法找出错误与潜在的危险,实现官员队伍的净化。行之有效的方法,除了设立绩效,用GDP或者其它政绩指标制定“选优”的标准,还得用某种机制让他们感受到危机,并在做糊涂事儿和错事儿的时候三思。

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实在算不上什么“机制”。官员犯错,为啥这些连中纪委都解决不了?还不是因为都在一个框子里面,小辫子都连着不好揪?还指望“民主生活会”能发挥作用,让小辫子连得更紧的人互揪小辫子,有意义么?

【当然,党肯定是不希望“外人”来揪小辫子的,否则投票就行了。此处按下不表。】

“机制”不仅要有制度设计,还要有驱动力,就像一个机器,要有构造不够,还要有电或者柴油或者手摇才能动弹。我们就姑且认为“民主生活会”也算是个“机制”吧,那动力在哪里?incentive呢?motivation呢?如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阻力大于动力,谁会那么苦哈哈地手摇这个机器然后在某一天一不小心碾死自己?

However,党中央貌似是有这样的自信的。因为他们相信的是“社会主义”,至少他们宣称咱们走的依旧是马克思爷爷的正统。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相信人的社会性,相信人能够为集体而活,因为社会和集体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自然是更人性更善、更加相信社会和集体、更加无私和伟光正的存在。——所以出了问题,一定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你们都太坏了。

自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就是至少在领导队伍里面有那么些好人,能够为了集体为了郭嘉为了人民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是好人,是特别好的人,即使之前不好我们也努力让他变好。与其说这是一个“劣汰”的机制,不如说依然是抱着人性本善的期冀,努力点燃他们内心善良的火苗、唤醒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小男孩、孜孜不倦改造人性的工程。

我不敢说这是荒诞的。这起码也是很有想法的,很有创见的,想努力绕过万恶的资本主义那些不择手段的倾轧和毫无底线的讨好——只是跟我想的前提有点不对罢了。

那也只能说是前提有分歧。不过就我看来,连景区厕所里的卫生纸都会被“光明正大”撸走,我实在不太敢相信我们的人性已经到了本善的地步。

黄金周的苦逼游客

明知四处都会人山人海,可还是奋不顾身上路;明知四处贵得咋舌,可还是潇洒不屑一顾;那与无尽的堵车长龙、买票长龙、上厕所长龙战斗的,都是勇敢的天朝黄金周苦逼游客。

黄金周人多,今年貌似尤其多。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照片、挤爆景区的新闻,就连一向以接待能力巨大、设施服务完善的九寨沟也难逃厄运。看到这些消息,家里蹲的我除了幸灾乐祸或者啼笑皆非,同时还有一些隐隐的苦涩。曾经我也是黄金周苦逼游客中的一员,也曾随着人潮挤上鼓浪屿、跟着大巴堵在京藏线。我可以在对着人山人海幸灾乐祸的同时翘掉一个星期的课在淡季畅游,但更多的人只有去或者呆在家两个选项。

当人均GDP来到了三千美元是个什么概念。意思就是起码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手头宽裕到一年一度出趟远门了。一半以上就是六亿多,两个美国。显而易见,迅速提升的收入水平必然带来资源的紧张,整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黄金周汹涌的人潮——从政策制定者,到景区接待者,再到普通旅游者;以及普通旅游者们的顶头上司们——有多少苦逼的游客请不到年假,只有被迫挤兑黄金周?

什么提高承载量、限制流量、推广预约制,都是扬汤止沸,在上亿的基数前面都不值一提。对着迅速增加中的小康居民,怎么让他们能在平时也能出远门才是大事。休假是什么?对于大部分天朝劳动者来说,勤勉的工作、忘我的奉献,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才是王道,而放假,仿佛才是恩赐一样,一年一度的恩赐,别无选择别无挑剔的恩赐,与从牢房里面出来放风的犯人无异。我不知道是不是集体主义留存到今日的残渣,人们习惯了“放假”——集体“放”给你的假,而不是自己个人的、堂堂正正享受的休假权;“年假”一词对于大部分人还是陌生的。

于是,天朝的劳动者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黄金周成为苦逼游客中的一员。曾经以为挣过了钱,就能像那些先富起来的装逼犯们一样浪迹天涯。不过未曾想到,装逼犯们曾经炫耀过的鼓浪屿和九寨沟已然“沦陷”,他们则去了阿尔泰去了林芝去了日喀则,继续站在新的高度当优越的装逼犯。被看做文明社会奢侈品的“旅游”终于成为了大众消费之后,劳动者们去依旧淹没在了“人海”。

很明显,阿尔泰林芝日喀则总有一天也会像今天的黄山九寨沟鼓浪屿一样。想想还真是难受,不过那时候装逼犯们恐怕早已把照片晒到了欧洲北非南美,继续占领鄙视链的上游。

不过换一个角度想想,既然“放假”读作集体的恩赐,那么“假日旅游”是不是也可以读作集体的跟风?或许天朝的苦逼游客们,也没有准备好迎接全民旅游的时代。他们脑海中的,都是曾经的装逼犯们炫耀过的,情怀诗里咏叹过的,或者像天安门一样属于不去不是中国人的。

旅游究竟能带来什么?半身标准照的装逼谈资?到此一游的如释重负?人有我有的心理安慰?反正我是不能理解,在十月一日去天安门为保洁阿姨增加劳动量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也不认为老老少少拖家带口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真的会带来百感交集流泪的冲动——钱包被偷了倒是有可能。

或许再过若干年之后,人们会渐渐不再理睬装逼犯们,也渐渐了解到去哪里不重要,好好陪陪家人孩子才是王道,也不再会带着九个月的婴儿累死累活去什么九寨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