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勿谈国事

正能量背后的思考,也来解读改革决定

其实我是一个颇奇葩的人。大家很悲观的时候我很乐观,例如当年google退出天朝的时候,我认为只是一次冲突的表象化,而不是人们所想的那么可怕。而大家乐观的时候我又偏悲观,例如当年薄督在重庆,例如这次十八届三中。【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lz确实才疏学浅脑子抽,请各位尽情打脸哈

昨天决定全文释出,微博少见的一片正能量,除了某些一贯泼冷水的右狗,大多数人确实是感受到了一股清风扑面的气息。很多我们平时在嚷嚷的那些词汇,例如司法独立,例如废除劳教,例如计划生育,都被放在了醒目位置,力度确实是空前的。

抛开具体实施不谈,单就决定而言,很多人都把它与十一届三中和十四届三中两次对我朝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放在了一起。但是也不难发现,这次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多”。公报全文5500字史上第二长,决定全文更是两万多字洋洋洒洒,60多条涵盖方方面面可谓面面俱到。在感叹改革覆盖面之大的同时,却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再也没有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能够作为改革准则和精髓而存在了。

之前重要的改革决定,虽然不短,但是却非常明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者对历史带来强烈冲击的,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几个字: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也就几个字,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在我朝前几次面临瓶颈的时候,只要打通经济发展这个命门,做出开放姿态,释放全社会的经济活力,结果是近似于灵丹妙药(虽然不那么绝对啦)的效果。要知道,市场经济都是成体系化的,也是经历了成熟发展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肯定能摸到石头的。

而现在呢,上面觉得摸着石头过河是越来越摸不到石头了,所以想要架桥,也就是顶层设计。可是这个顶层设计没有了以前那么具象化的原则和体系,这不是简单“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概括的。你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稳固的框架,但很抱歉,从政治理论上讲,我们政治表象上的许多弊端——也是改革决定里面想要击破的弊端——确实是来源于本来的体制和框架。这个框架不能动,没有一颗妙药,只有非常现实地解决一摊症结。

而且,有些症结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最终必然牵扯到有限的资源和旺盛的需求问题,比如教育资源,比如土地资源。为了防止这些领域变成残酷的丛林和修罗场,国家又再次伸出大手,最后依旧不敢也不能放开。

确实,从深层次改变体制和框架,不是一次决定可以做到的,无疑也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悖论:当前政府对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判断,结论都是要加强国家的控制力,即使是改革,也必须加强国家的控制力才能实施。但是很多体制上的弊端确实来源于集权,而让我更心存顾虑的一点,确实是集权下对个人自由的必然牺牲。

扯远了。我也不敢说个人自由是改革的终极目的,这不是天朝Style。

改革进入深喉,但确实有些条款,听着好听,但也未必能铲下去。这必将是一个长久而痛苦的拉锯战——决定全文里面有许多语焉不详的地方,也很多次提到了“探索实行”,值得玩味。我们都清楚,其实很早以前就清楚,中央确实想改,那么多次提到改革,开会之前造势造了那么久,我相信确实不是糊弄老百姓的玩意儿。但是很多地方,是雷区,碰不得。比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被架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怎么维护?设置违宪审查和宪法法庭吗?明显不现实。我国宪法研究已经很多人在做了,可是宪法实施还基本是零。如果不加上一长串限定词,宪法就是一个大雷区。而之前热议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次则没有提到,明显是争议太大、阻力空前——都谈了计划生育了,基本国策都可以动,官员财产却依旧捂得那么严实。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大和强哥本人已经准备好要攻坚了,可是下面的人未必已经准备好。

说到下面的人,之前的作风整顿、反腐等等,真的未必就是为了作风和反腐。之前觉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点荒诞,各种落马的一把手们也只是冰山一角罢了。如今看来,真是好大一盘棋,中央恐怕是在告诉那些下面的人,俺们要来真格的了,打个预防针先。

七七八八扯了这么多,还是四个字吧,以观后效。改革的事情,说实话,也急不得了。药到病除的东西,这个时代也不存在了。

 

前提不对

今天看到一则微博评论,说是如何让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西方国家的思路是让政府害怕人民,而我天朝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虽然不敢苟同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概括,但这个思路是颇值得玩味的。最近什么民主生活会、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团和气的假团结之类的话,让人有穿越回毛时代整风运动的错愕感,让人不禁觉得是不是下一步就该反右然后庐山会议万言书云云,节奏不对。

【顺便说一句,老大的老婆是明星这一点倒是惊人相似。【蜡烛神马的不用点了谢谢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你说搞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人凭什么能够敞亮了来点实质的批评,而不是“我要批评老王,他平时工作太努力,不注意身体”这样、下半句很有可能是“来,干一杯”的“批评”?只凭上面说你们必须互相批评,就能让这些听惯了阿谀奉承的官老爷们听进去不好听的?要知道,我大西红柿的前薄督,可是有全市音乐喷泉的总控的,他想听摇滚你给人放民族,那是分分钟下课的事。

更关键的是,万一批评到点子上,那拔出的萝卜带出的泥可是蔚为壮观的。你敢说书记犯了错,就没有市长的责任?你用公车送孩子上学,我就没跟小三睡豪华客房开差旅发票?天朝官场官官相护已是明规则了,你要让他们狠下心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难度可谓登天。就连高中班委会开会总结工作说话都得端着点儿免得伤了同学感情,更别说这些风里来泥里去的父母官儿们了,人可都是权术计谋样样精通,糊弄糊弄上级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更深一点说,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无非就是想要用某种方法找出错误与潜在的危险,实现官员队伍的净化。行之有效的方法,除了设立绩效,用GDP或者其它政绩指标制定“选优”的标准,还得用某种机制让他们感受到危机,并在做糊涂事儿和错事儿的时候三思。

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实在算不上什么“机制”。官员犯错,为啥这些连中纪委都解决不了?还不是因为都在一个框子里面,小辫子都连着不好揪?还指望“民主生活会”能发挥作用,让小辫子连得更紧的人互揪小辫子,有意义么?

【当然,党肯定是不希望“外人”来揪小辫子的,否则投票就行了。此处按下不表。】

“机制”不仅要有制度设计,还要有驱动力,就像一个机器,要有构造不够,还要有电或者柴油或者手摇才能动弹。我们就姑且认为“民主生活会”也算是个“机制”吧,那动力在哪里?incentive呢?motivation呢?如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阻力大于动力,谁会那么苦哈哈地手摇这个机器然后在某一天一不小心碾死自己?

However,党中央貌似是有这样的自信的。因为他们相信的是“社会主义”,至少他们宣称咱们走的依旧是马克思爷爷的正统。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相信人的社会性,相信人能够为集体而活,因为社会和集体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自然是更人性更善、更加相信社会和集体、更加无私和伟光正的存在。——所以出了问题,一定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你们都太坏了。

自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就是至少在领导队伍里面有那么些好人,能够为了集体为了郭嘉为了人民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是好人,是特别好的人,即使之前不好我们也努力让他变好。与其说这是一个“劣汰”的机制,不如说依然是抱着人性本善的期冀,努力点燃他们内心善良的火苗、唤醒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小男孩、孜孜不倦改造人性的工程。

我不敢说这是荒诞的。这起码也是很有想法的,很有创见的,想努力绕过万恶的资本主义那些不择手段的倾轧和毫无底线的讨好——只是跟我想的前提有点不对罢了。

那也只能说是前提有分歧。不过就我看来,连景区厕所里的卫生纸都会被“光明正大”撸走,我实在不太敢相信我们的人性已经到了本善的地步。

国家机器与发条狗

【注:内含无良吐槽与偏颇言论,请较真帝绕道而行】

——春天,我们种下了许多谣言的种子。秋天,我们统统被抓进了监狱。

最近关于网络传谣一事颇有几分闹腾。对于那些无脑谣言,我一向是持与民同乐的态度的,中国网民的平均智商水平与各路谣言的传播水平交相辉映,每天看一看,实在是能够达到笑一笑十年少的效果。

不过,一旦当所谓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的时候,就不是笑一笑能够解决的了。从拎着薛蛮子等大V牛头不对马嘴地打压,到各种县啊村啊从天涯和贴吧着手狂抓所谓造谣传谣之人,乃至抓那些看起来并没有过激言论的良民,这一切就显得蹊跷了起来。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产生了可观的寒蝉效应,人人自危,造谣的当然会收敛一些;但堪忧的是这抓谣处谣的规模和行事风格让人看了是啼笑皆非,“连这都抓” “究竟有没有底线” “又一个文字狱/文化大革命” 等哀嚎此起彼伏。要知道,对于言论的治罪,远远没有达到“明显且迫切的危害”的标准。标准在哪儿?

虽然两高的“五百条”解释显得煞有介事,但天朝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荒诞在这儿,恐怖也在这儿。想想看,当解释权和行动权都在有司手里的时候,他办你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你说我上个月减了十斤,一称只有九斤,对不起,造谣;你说tmd食堂太烂了大家罢吃吧,对不起,危害社会安全——大家都不吃食堂了这对学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在饭点全校一万多名学生无所事事饿着肚子那确实是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和谐,那还得了,抓!

显然,郭嘉捉急的不是网民的智商和造谣的能力,而是自己失去的掌控力。自跨入媒体时代以来,书报审查形同虚设,畅所欲言的空间不断推进言论边界,这对于威权国家掌控社会舆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渣浪也好企鹅也罢,都属于非国家机器,小秘书再勤劳也没办法喷灭四处乱窜的小火苗。

郭嘉亮起机器,说明他们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如何扭转被动趋势,让人们闭嘴,那让人们形成自我审查是最好的方式。你看我现在一边打字还要一边担心明儿是不是就被请进局子里喝茶了?这种影响是空前的——特别是直接授权公安系统以“社会安全”为名义而行动,那规则规章法律法规都是纸糊的盾,一戳就破。

不过,认为国家机器真的就对准了每个人,那也是高估了国家机器这个词了。由于缺少实质的规章,机器其实是没有办法精确运动的,这部巨大的国家机器没有精细的设计,也缺乏自运行的动力,更不可能拥有监控每个人的闲置资源——除非它是真疯了。不像你输入命令摁个回车就能运作,这部机器更多是由人来操纵的,而且操纵的人智商也参差不齐,行为趋于简单化。面对网络乱象,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机器开到人群中央,轰轰砸上几个人,告诉他们说,老子这个机器可不是盖的!

到了XX市XX县,特别是以简单化运动化行事的公安机关,国家机器则仅仅是上了发条的狗,连个操作系统都没有。为了起到威慑作用,上面的人来拧几圈发条,狗儿们就开始横冲直撞,咬上几个算几个。至于咬的是谁,为啥咬,统统不重要。完事儿了写个通稿,表示咱们已经光荣完成了任务,咱们的发条还是灵的,牙齿还是尖的,瞧瞧多厉害!还不赶紧发点骨头!

不过就我来看,将言论的治理交予发条狗,这可真是一招臭棋(说不定说明他们已经无棋可下了)。虽然我们都习惯了运动型执法,但将这些“治理敌人”的矛头对准一般人,下了狠劲儿张口乱咬且还缺理儿,那整个运动的合法性就成了笑话。

郭嘉本来想通过打击“造谣”赋予管制言论以合法性,赋予国家机器以正当性,结果却暴露出缺少规则弱点——荒诞,无常,缺乏说服力,这些都是硬伤。偏偏打击的对象“言论”是最需要审慎、规则和逻辑能力的,这一举且势必遭来反弹,搞不好还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另外嘱咐一句,宁要虎一样的对手,不要猪一样的队友,相关部门你们可省省心吧。

旧文新读:我为什么不喜欢薄瓜瓜他爹

笔者按:薄熙来案今日已经轰轰烈烈落下了帷幕,曾经风光一时的薄督已是“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想当年薄督在我西红柿风光无两,看得多少人跟打鸡血一样。我于2011年中写下此文,细数薄督执政可怕之处,招来不少人板砖伺候。

回望此文,倒也是饶有余味。

 

薄瓜瓜他爹是谁我就不用介绍了,他现在正在北纬29度东经105度左右的位置凭空建设一座名为“西红柿”的城市,欲脱离天朝脱离地球达到宇宙的高度。他把该城涂成红色,刷上绿色,抹去黑色,大鸣大放、惊天动地、振聋发聩,让这座一向比较低调、形象比较抽象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异常高调、人人皆知、形象更加抽象的地方。

说实话,人类常常因为“高调”本身而招来不少嫉恨,例如芙蓉姐姐和凤姐。人一旦太高调了之后,各种荒诞会被放大,会让人有看笑话的冲动。比如唱红歌治好癌症,监狱唱红歌,尼姑唱红歌这类事情,大家看着笑笑也就过去了。但我不喜欢薄瓜瓜他爹,是有深刻的道理的——不能因为单纯的不喜欢而不喜欢,凡事必须说出个有道理的一二三,才不会在脑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薄督还是挺受一般重庆市民待见的(起码不讨厌)。除了老唱红歌比较麻烦以外,打黑之后治安秩序的确变好了,也的确让不少人分到了公租房,城市环境有一定改善(当然黄桷树砍不得)。另外,薄督很是整了几个贪官下去,还让重庆市民举报贪官,并给予重赏。

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好,并且短期来看不是假象。但在我看来,这一切措施后面的施政逻辑让人感到不安。重回文化大革命谈不上,但这样“运动式”的政治,的确非常富有中国特色,而且这样的特色是非常危险的——不谈程序,只谈动机;分出敌我,敌人狠狠打击,好人狠狠歌颂;用各种手段拉拢群众,等等。

虽然面子上说来很好听,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牟福利,一切为了群众等等,这些一向以来也是贵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话语。这一点没错,十分正确。

但注意,不更新“制度”,而只谈“运动”,很难保证利益落在群众头上。运动型的政治有以下几个特点:

1,善恶分明,轻易动用价值判断。例如“黑恶势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优秀文化”“党的好干部”“先进典型”等等。

2,没有制度基础的群众动员,例如大家一起唱红歌,大家一起找贪官,大家一起学典型,大家一起来种树等等。

3,过于理想化,将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例如为民服务的好干部,清廉的领导等等。

4,大规模地使用“战斗”“革命”等意象,一股脑地进行清理城市、种树、打黑等措施,这个跟2有一定关系。

运动式的政治很危险。为群众办实事没有错,但运动式的政治没有制度的支持,无法持久,并且极易被篡夺。

首先,你怎么保证接下来的领导还保持清廉、依然为民服务?虽然此时此地重庆花了大量的力气建公租房保障房,给低收入群体派发福利等等,但民众不知道也不清楚这样的福利会持续多久,没有了应该怎么办。

其次,在“无法持久”的基础上,资源的垄断便随时可能成为恶魔。这个大政府,把握着再分配的大量资源,一旦缺少监督、人员堕落腐化,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恶果。

再次,也是最可怕的,就是对价值判断的垄断——我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敌我”的定义由我来下。打黑是好的大家没意见,红歌是好的可能大家也没意见。保不准哪天打黑打到你头上,说你黑你就黑;也保不准哪天不是唱红歌的问题,而是红歌以外的歌不准唱的问题。这和Nazi 有分别么?

我一向以最恶的心揣度国家机器,就算机器它现在不恶,但一旦恶起来是挡不住的。即使它现在团结的是群众,为群众做好事实事,我也难免有“收买群众”的揣度——这仅仅是巩固权力的一种方式罢了。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挟群众的话语打击自己的敌人。

定义了“敌人”,然后动员群众来打击之——听起来很美好,但这样的定义有被泛化的可能。只要一提到“敌人”,政治热情就会迅速取代政治理性,大家一拥而上,奔走呼喊,风卷残云。关键是,“敌人”是什么?谁是敌人?敌人也是人,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注定是你我的对立面。

这样简单化、情绪化的处理,号称“团结了群众”,但恰恰是最最伤害社会团结的,随时都有可能分裂为“敌”“我”两大阵营。政治不是价值判断,政治是利益、是丑恶的东西,而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限制政治的丑恶,而非颂扬被包装起来的高尚。

换句话说,我们要努力的,是如何建设制度、实现监督,让拥有大量公共资源的政府好好地为咱们服务;而不是“政府带领着我们惩恶扬善”。薄督最最基本的前提已经错误了。

所以我不喜欢薄瓜瓜他爹。

被消费的伪正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公知”在某种语境下已经成为了骂人的词汇,比如“你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本来一个寄托了社会希望的精英群体,和“城管”“CCTV”一样被污名化了。

虽然这对一些学识和胆识均备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讲并不公平,但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个词汇的情感的变化,正源自这个日渐浮躁的舆论和社会。

在这个时代,想当公知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只需要一个五位数粉丝的微博,一群愿意帮你转发评论的“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扣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学者的头衔,每天发表一些看似正义凛然、最好是和当局对着干的言论。反正微博只有140个字,也不需要你有什么渊博的学识,只要在任何恰当或者不恰当的时候,将“公民精神”“民主自由”“体制问题”等词随便组装一番,再配上一幅看起来惨不忍睹的图,就可以尽情地满足你一呼百应的虚荣心了。

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公知。

只要站在弱者的立场,美名其曰“鸡蛋和石头,我永远选择鸡蛋的一方”,没有来龙去脉,也不需要逻辑和事实,甚至不需要基本的常识。一张正义的大旗,举到哪里都管用,就仿佛文革时代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有金刚护身的功能。

想想实在可怕极了。

这个世界,招摇撞骗的人实在是层出不穷。这种意义浅薄正义,实际上只是用来消费社会戻气的伪正义罢了。不管某些公知心中是不是抱着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事实总是公知正渐渐占据网络草根话语空间,形塑着人们的认知。而那些千篇一律的呐喊和呼叫,千篇一律的“吃亏的总是老百姓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除了将社会的不满全部塞进体制的大框,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许多问题确实能够归因于体制,但是“归因”这个步骤被无限地压缩和省略,最后公知的伪正义大旗下的草根们就成了一群只会骂政府的机器人。如果说

现在的网络空间,无非是公知挖坑,群氓争相往里跳。挖坑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不管公知说什么,群氓都会信的;而只要公知一站出来怀疑权威,信的人就更多了。不管如何信息公开,那些认为“只要是zf说的话统统都是撒谎”的人永远都不会信;只要和政府公共支出有关系的数字,不管是科研经费还是国防开支,用“还有那么多人没吃饱饭”做评论就一定屡试不爽;沸沸扬扬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有八成以上都是常识问题,“天朝还有什么能吃”的哀鸣总是一呼百应……

爱发问爱追因的明眼人总归还是有,被公知逼成“自干五”的人也不少。但公知们拿着伪正义消费社会情感的例子依然充斥着以微博为首的网络空间。

感谢微博,让社会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发泄,然而群氓的智商和判断力却得不到填充,他们满足于在公知的伪正义大旗下抗议,殊不知社会进步却像公知屁股底下的沙发一样坐在原地,动弹不得。

报复社会怎么办?

1,看到有人报复社会(甚至是以伤害自己为手段),先不管对错,很多人都说“应该反思社会”;不过,与其试图扯清楚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不如想想,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会映射到一个人(或者多个人)的心理之上,让他有报复社会甚至于伤害自己的冲动?

2,我的想法是某种“绝望”。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的绝望。比如,获得了不公正待遇无处声冤

3,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无处伸冤,而是在公正被扭曲的同时,社会给予的反馈也是负面的。例如,身边的人都认为“该你倒霉”。

4,哪个因素更重要呢?简单点讲,如果你的生活被“官方的公正”所垄断,那么当官方的公正消失之后,你也无法存活,只有与其同归于尽。

5,有没有别的选项?如果身边的社会能够给予你足够多的支持,或者让你相信“总是有出路的”,那么不说是弥补,至少能够支持你继续走下去。

6,我们身边的社会是这样的吗?或许有一部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支持功能,变成了追名逐利、冷漠的地方,往往发生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所谓“社会失范”;也或许是你信奉的东西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相信的和你不一样,比如你信真主,他信耶稣,二者势同水火;抑或是——你信世上有真爱,他们都觉得钱权才是真理。

7,如何解开这些问题?如果我能解答,我就不坐在这里了。

8,我们所处的社会,该依靠官方的正义,还是依靠社会?很大程度上两者是绑在一起的,基于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种种原因。在有的地方,前者更甚;

9,特别是在一些社会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官方的正义与不限制的权力挂钩之后,变得极其可怕,可怕到挤压别的社会存在的空间,将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社会支持系统挤得粉碎;

10,想让得权者放手,说实话,在历史上,我没有见到任何记得利益者在没有内外压力的情况下放手的。人可以有良心,机器可没有。国家机器也是机器。

11,所以重塑社会支持系统非常重要。

12,重塑社会支持系统,慈善和教育乃两大利器。教育并不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某种有益、理性的知识/方法的授予。

13,所以,总结以上废话,要阻止更多人报复社会,请多做慈善,然后搞好教育。

刁民和社会资本

说实话,刁民这个词汇很容易政治不正确,但凡是有点“良心”的媒体,遇到任何牵涉到民众的事件,都会自动自觉地首先站队,否则便会陷入各路网民的千刀万剐之中,并与环球某报或者北京某报一样被划为五毛领军。

但是私底下个人的接触,不管是政府官员,企业,或者普通民众,则对那些民众的“悲惨遭遇”颇有微词。例如“拆迁的时候硬是不搬想要讹诈一笔”,“家里超生了三四个还不停要生,只好拖去打胎”,诸如此类,相信在广大的中国欠发达地区是大有人在。极端者表示“刁民就是不讲道理,就是要狠狠治之”,至不济也会扔下一句“唉,这是素质问题啊,没办法”,然后摊手评论这个社会缺乏希望云云。

你说这些人是缺钱么?并不一定。拆个房子补个三五百万,继续要闹的大有人在。这些人是缺德么?跟政府跟企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人,对邻里、对亲戚、对长辈毕恭毕敬,热心肠,也毫不矛盾。

那到底是缺什么?我认为,是缺乏“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与具体的物质资本不同,是某一个社会网络积累起来的“可共同利用的社会资源”。听起来很虚,但是却非常重要。打个比方,一个社区邻里相处和谐且熟络、相互信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个人想从社区里开始做生意就不难——自然会有相熟的人前来“照顾”,赊点小账、借点小钱都不在话下。再比如,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地区,所有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对于规则都尊重且遵守,那么一个人想在这里办事也不难,只要像所有人一样行动就可以很好地融入群体。这些都是“社会资本”比较高的表现。

因此,“社会资本”高的地方,就不容易出“刁民”。无视规则、不顾关系地大哭大闹,只会破坏他与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他无法在社区立足;而遵守规则、与他人和谐相处,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好处,并且赋予他归属感和认同感,做个百般纠缠的“刁民”又何苦?

再来看天朝。说实话,天朝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资本,并没有随着物质资本的增长而增长。

社会资本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信”非常重要。互信,说白了就是我知道你要干啥——我有90%以上的把握你借了钱一定会还的,甚至不需要白纸黑字的契约;退一步讲,即使我不认识你,那我们写一个契约,这个契约也是管用的,因为我们认同一套规则。

学术一点讲,就是任何一个个体,对于社区里的其他个体的行为预期,是清楚的,是稳定的。怎么才能清楚和稳定呢?要不然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互相知根知底,这是传统的方式;要不然就是规则清楚明白,乃至相互信奉同样的价值观,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能够建立其互信,不歧视、不排斥,从而建立其重要的安全感。

从这样看来,天朝的社会资本有限,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群越来越混杂,传统的宗族社区趋于崩溃;而新的规则和价值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仿佛生活在空架子里面,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

那些地方的人们,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方面邻里疏远,社区崩坏,遇到困难之后根本没法找人救助;另一方面,以zf为首的人,不按常理出牌,不按规则办事,为了经济利益不顾一切——这让一般的民众怎么安安稳稳地生活?没办法,只有做刁民一条路了。

换句话说,“刁民”=“木有下限”,而这个“下限”,其实是社会资本赋予的。

社会资本的重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本书可能是写不完的。而我认为,迈出重塑社会资本的第一步,大概是处于强势的一方带头、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重塑规则,然后所有人摸着规则这根绳索,一点点把最重要的“互信”搭起来。想必这样一来,“刁民”也就不再好意思做“刁民”了吧。

从“反国教”谈谈治理问题

懒得长篇大论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了。只是把最近看到的一些东西的联想和思考记下来罢了。

其实我最近越来越没有什么“立场”了。看到香港轰轰烈烈的反国教运动,也很难说清“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从各种被诠释、被解读的片段里面攫取一些信息。

的确,把天朝的那些教材,乃至为香港专门编辑的教材拿到台面上,从香港人的角度看去,的确有些地方是不妥的、甚至是贻笑大方的。这并非文化隔阂或者政治差异,而是我们习惯并长期一笑置之的东西,从心底里的确非常难以被接受。

不过,不管“教”什么,即使真的是“普世价值”或者所谓“公民常识”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很多人看来,把它们安插进初等教育里面,还是始终会有眼睛里掺了沙子的不适感,“抵制”的反应还是会占据上风吧。

不得不说,政治这个东西,呼唤的是理性,然而政治的原动力却来源于感性。包括“反国教”这码事,我敢说,对于“洗脑”和“谎言”的恐惧,是反对的主要理由,而不是国民教育究竟教了什么。

民众对于“统治”和“洗脑”的恐惧,其对立面则是统治者的期望——民众的忠诚、爱国和服从。

毫无疑问,在当下,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当今中国关于公权力的讨论,到最后,其实都和这一对矛盾沾边。

 

很多人以“民智”作为一切的挡箭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清醒、理智的,“脑残遍地”其实是一种普世的现象。但这是“智慧的人”统治“非智之人”的理由么?

在反国教的浪潮里面,的确不乏许多常识缺乏却胡乱起哄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他们抛进“脑残”的框里冷嘲热讽,然后无视这些反对声音的存在。

 

在过去的社会,让有权(且最好是有智)的人来施行统治,是普遍的治理方法。所谓天朝上国,即是建立在这种治理方式之上的政权。这也是一种帝国式的忠诚,不管从事实还是道义上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帝国在扩大,帝国的民众先是在压力下屈服,然后在教育和宣誓中臣服。所谓“洗脑”,无非就是这个逻辑吧。

而如今,得益于知识和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发声权利(乃至发声渠道)。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多的智慧,但即使我是白痴,我也不再愿意被灌输了,我会对任何企图左右我的思想和行动的东西产生天然的抵触——这样的变化,已经足以改变治理的方式。

我觉得,在民主国家,与其说是人民在统治,不如说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在寻求博弈和平衡。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纯靠平民来治理的,你我都没有驾驭一个社会的能力。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权利评说,我会评价,会凭着本能选择,会发表意见,而我对统治者的忠诚,是建立在我的“同意”之上的。你用什么去让我“同意”你?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说不需要教育,而是教育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事先需要怎么样的沟通。姿态很重要。统治者需要明白民众们为何“抗拒”,为何“不同意”,而不是用自己的“同意”强加于人,不管自己的意见有多么正确、多么具有智慧。

总而言之,并不是不需要忠诚,而是需要怎样的忠诚,以及需要怎样才能达成忠诚。

理性是逃避的借口吗?

明显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不时会指着一脸正义愤怒呐喊的忧国忧民分子调侃地说“看,愤青”,轻佻地像“看,灰机”一样。也对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有了清楚的认识,但却并不为此感到难堪——毕竟,走过一段成熟认识的过程,对于自己来说总是好事。

但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那些饱满的文字了。所谓理性,就像简明而干枯的枝干,毫不留情地直指天空,那些围绕着理性的枝叶,随着成长而一点点剥离。有时候不禁会问自己,是不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在某个时候厌恶地丢掉了最容易占领的道德制高点,却不知不觉爬上了另一个制高点——逻辑的制高点上。对于任何事物的冷眼,追根问底之后的淡然,乃至“我有智商我优越”的感觉,在看问题和争论的时候不疾不徐、不痛不痒地撑起一支保护伞,自动地站在离中心42km开外的安全地带。

是的,我们都需要理性。在火红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是看清周围世界的前提。

可是,我是不是应该不断地扪心审问自己,自己究竟是在追求理性,还是在故意疏离?究竟是透彻分析一针见血,还是不痛不痒习以为常?究竟是胸有成竹地洞察,还是勇气缺失的逃避?

究竟是理性,还是冷漠?或者是不够勇敢、不够诚实,最终选择了冷漠?

 

对一件事情的感情,很多时候左右了对某件具体事件的情绪。当一个人还能够用激昂的语气写出檄文,这说明他/她至少对其反对或者愤怒的事物,还存在着感情和希望,还抱着哪怕一丝一毫的理想。

翻看尘封起来的国际共运史——一部充斥着路线斗争的历史——从罗萨·卢森堡,到卡尔·考茨基,到鲍威尔,再到吉拉斯,他们都反对苏联反对俄国,但实际上骂得最狠的,其实是和苏联最近的、依然饱含革命激情的卢森堡;而到了吉拉斯,《新阶级》无比冷静甚至冷酷的陈述背后,句句都写着“我对整个共产主义都死心了”。

我们惧怕麻木,麻木代表着疏离。而多少麻木,是披着“理性”的外衣?“事情不过就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抛却了“好”与“坏”这样原始的判断,我们的辩解是如此苍白无力。我们谈着“规律”和“人性”,对种种黑暗一笑视之;我们故作高深,端着学者范儿和贵族气,把“勿谈国事”作为标签,好像天生就不属于这个充斥着感情、晴雨无常的丰满的世界。

社会需要理性和秩序。公民也需要理性和秩序。但我们对“社会”和“公民”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时候,我们的心却像一潭死水般假扮着理性的平静。我们是不是害怕了?或者不敢诚实面对自己?理性是逃避的借口吗?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没有勇气也许要怪罪黑暗,言不由衷或许是身不由己。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

但凡想到原本饱满的灵魂就这样渐渐凋落,那种恐惧很浅,却又很深。

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关于一条新闻,说是某地的城管最近屡出问题,殴打小商贩、暴力执法。结果一调查,是当地城管雇佣的“临时工”。也就是说,当地城管人手不够,随便找了一些无业游民或者下岗工人,也不培训,穿上警服直接去掀人家的摊子。

可怕,真是可怕。

此处先不谈权力如何腐败,你一个小小的城管临时执法人员,连个正职都没有,都敢拿人家小商小贩的尊严乃至于生命于不顾。他有什么权力?一旦出事被举报,立即开除踢走,工资都不带发的;可就是这样一介草民,只因为临时地穿上了城管的衣服,就敢对另一些一介草民滥下毒手,哪怕前一天还是同样蹲在街角卖老鼠药。

最近在看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这样的场景,让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人性和生命的尊重,已经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一个人所有的价值,莫过于他的金钱或官职、身份,而一旦沦落,就一文不名。

你骂过看门的保安么?正眼看过卖水果的小贩么?你在网上为被拆迁的农民呼喊,但若他到了你身前,你会嫌弃他破旧的衣装和土气的神色么?又有多少自视甚高的女人,因为“凤凰男”们出身贫贱,而不管不顾人家的才华和能力而大加鄙夷?

说实话,非常卑微。位高权重的官员们携“发展”的理念而随意处置草民,而就算是草民自己,一旦有了一点点权力,也就会仗着这一点权力,毫无同情地折磨另一些草民!此刻,官高五品和躬耕黄土,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差别。

整个社会的良知,也许都非常卑微。

潘 恩在《美国危机》中第一句话,便是这样。“这是考验我们灵魂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呢?我们住在衣装和工作的躯壳里,用娱乐和专业、非专业技术填满我 们的脑袋,有没有谁真正静下来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否在困难中始终循着自己的良知和灵魂前进,而不屈尊与对权力和金钱的仰慕?

我们只看到那些具象的东西。为何要尊重生命和每个人的尊严?那些东西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能给你带来金钱,也无法助你攀到高位。可是,在命运的天平上,你和所有人,都一样重。

前 一阵子和我母亲带过的两个学生吃饭。这两个八零后的学生,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并且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了一些建树。其中一个人,他还是某地级市的大学教 授。在谈笑中,他“自豪”地表示,老婆是派出所的,老丈人是公安局局长。一种李刚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当然是作为一种“邀请到他那里去他坐庄”的优越感。 作为朋友,我不想多说什么,陪笑而已。但我的确很失望。我无法与他交谈关于政治与价值,因为他已是既得利益者,他满脑子都是坐拥一地便利,过上安逸的生 活。与他同样的七零八零后,还有许多。坚持某些价值,在他们眼中可能就是“傻”,没有什么原则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我想,若让他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他也 会大手一挥肆意拆掉草民们的陋篷,然后在席间与我相视而笑,大家“都懂的”。

我们接受的初级和中级教育,除了让我们通过高考,没有其它任何 作用——还附带着数不清的爱国说教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决断。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也很难说真正有公民素养和价值,缺少理性和隐忍,缺少独立思想,一边犯 恨地痛骂zf腐败一边想着怎么挤进公务员大军中谋得一个可以腐败的良差。作为一个人的“原则”和“尊重”,渺小得可怜。

也许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文艺复兴。在一个缺少宗教信仰而不能让人心怀敬畏的社会,在一个传统道统淹没于物质的社会,我看不到什么复兴的希望。

—-网友回应—-

@__INT:我不认为文艺复兴就能够拯救一切,就如同我不认为中国人素质提高了就能够社会大同一般。……早些年看《中国农民调查》,有很多的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我现在一直还记着:早些年的农民上访代表,成了新的村支部书记,也成为了新的上访对象。
如同城管,如同拆迁,我至今仍不懂如何在其中做出一个平衡的选择,让各方都满意的选择。抛开立场,政府并不代表着恶,人民也不代表着善。

环境,而非素质,更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人性如此。
但是我不对此表示悲观,因为道德是个体的。无论环境如何,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是复数的,一定不能够得到个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