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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习以为常”

成为北大的学生,坐在北大的教室里学习、在北大这块巴掌大的地方生活,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有心理承受能力。

因为每天打开浏览器都会看到北大在中枪,以各种姿势、各种理由接受各种流弹和飞弹的洗礼。在北大,食堂拥挤可以上新闻,校门查证可以上新闻,明规则可以上新闻,潜规则也可以上新闻;学生出人头地可以上新闻,学生丢人现眼也会上新闻。除了新闻本身,为这些新闻增添了无数价值的,无非就是两个字——“北大”。

这不,北大图书馆里面开个苹果展示柜,就这样轰轰烈烈上了新闻,接受无数网民口水的洗礼。

一旦上了新闻,各种麻烦都会扑面而来。 在大多数网民眼里,北大是吹进一粒沙子都不可以的地方,那些林林总总的新闻,都是各式各样的沙子,是“有辱北大神圣”的。于是,这颗沙子就会在他们心中造成瘙痒,忽而变得石头一样沉重,忽而有如乌云一般黑暗。于是,他们叫着“北大已经不是那个北大了”,奔走相告,频频摇头。

我能够理解那种情绪。暑假的时候校外等待进入游览的游人们脸上我能看到,我从小何不也是沐浴在“将来考上北大清华”教导声中?北大和她隔壁的学校被视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寄托着这个国家对于未来的期望,也寄托着无数人对于一所大学、亦或者对于一个社会的幻想。

有时候,北大在他们心中——不是一个装着无数普通学生的园子,而是漆得光亮的一枚标志,是朝圣地。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北大是不容玷污的,也是抽象的。

有时候,北大在他们脚下——或许北大意味着仕途、意味着财运,意味着高攀这个社会的途径。所以他们会对孩子们说将来考进北大,不是因为北大孕着知识,而是知识有可能换来钱财。

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北大就这么扭曲地存在于国人的心中。他们用北大、清华,或者哈佛、牛津、剑桥代替“大学”二字,所有这些标志,一面光亮,另一面是赤裸裸的现实。

但北大说到底,还是一所学校罢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社会里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元素,是大学一直培育的;而社会里的灰暗与丑陋,在大学里也会找到空间藏匿,甚至招摇。毕竟,大学也是由人组成。

北大人可能有着优越感和认同,但其实在北大人眼中,北大只不过也是大学罢了。对于外面的议论乃至挖苦,付诸一笑或者当做谈资。这样也姑且算一种豁达吧。

人们寄予太多希望于北大身上,民主、科学,爱国、进步,自由之思想,等等。那是北大不可承受之重——这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理所当然。

然而北大扛不动的东西,需要整个社会一并承担。民主、科学等等信条,理应存在于每个公民的认知当中。

当北大重归平凡之日,我相信应该是社会进步之时。

患被害妄想的世界。

从前有个村长他在马路上走,然后他被压死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已经不是一个冷笑话了。事情沸沸扬扬,充满着愤恨、哀叹、惋惜、不解、迷茫等各种情绪,掺杂在里面的,是一团团难以解开的谜团,和一段段难以相信的说辞。一个生命以如此残忍的方式离去,看客们也许不知道,下一个从你头颈上压过的,也许是另一辆卡车。

即使翻天覆地了许久,警方调查了、盘问了、公布了,甚至允许公民独立调查团赴温州调查。可是真正相信事件得以平息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不是目击证人,我所得到的一切信息都是从“报道即遮蔽”的文字中得来。我无权判断谁对谁错,是不是有黑幕,或者仅仅是意外;我也无权断言,死掉的人一定无辜,囗观的人总是诚实;更没办法信任,所有的调查都是证据确凿,所有的报告都能自圆其说。

围绕在我心中的,永远是无法消除的疑问,信息越多,越承受着巨大的不安。

而这些怀疑,并非无根据——我们总是相信,我们自己、或者是站在我们同一立场的人,都是受害者。在一团看不清的黑雾中,我们不相信我们可能看到的、不相信我们听到别人转达的,只相信我们所愿意相信的。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故事做比方。

你在一个封闭制的高中读书,为你供应食物的是一家服务极差、极难吃、而且环境极脏的食堂;你们天天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吃了不洁的食物而患病。你们频频抱怨,而之中有一个抱怨得最狠的人,突然有一天吃了食堂的一碗粥之后,突然一病不起。

然后听他寝室的人哭着说,他昨天喝完粥之后,突然就大喊肚子疼、不行了。一定是那个粥有问题,他喝了那碗粥,患了痢疾!

这个说法很快就传开了。于是有人挺身而出大喊着“该死的食堂”,冲向食堂抗议,后面跟着一群人。

你会相信吗?你会跟着一起冲向食堂吗?食堂的状况的确糟糕让人难以忍受,让你愤怒的到底是那个人的痢疾,还是食堂的肮脏?至于那个人得的是痢疾还是阑尾炎还是别的什么,跟这个食堂有没有关系,都不再重要了。

“是食堂害他生病的。”

 

同理,死去的村长,是不是有人摁在地上让人压的,也不再重要了。关键是,有人害死了他,而害死他的人,也正在害着自己。所以我们不肯相信是事故,将所有的怀疑指向某些团体。我们宁愿相信被扣留的人是因为他说了真话,相信村长死去是因为他反.抗征.地被人陷害,相信有人想“杀鸡儆猴”,相信这个小地方的绝对黑暗。

甚至在所谓的证据拿出来之后,我们也宁愿相信一切都是伪造,是权力导演的一场戏码。

的确,我们是被害妄想者。

可是,我们为何会妄想?因为国家.机器这个利维坦,他有这个能力操纵一切,他能有办法威胁证人说假话,他能有办法封锁现场消灭证据,他能有办法雇上一个司机,对他说你去压死那个人,关三年出来,我给你好工作。就算他们真的没做,但他们“有办法”这个事实,让人始终恐惧。

而对于权力来说易如反掌的事情,普通人却根本做不到。他们连好好↑访、解决问题的路子都没有,与政府和权力者之间天生就不平等。而维持关系的信任,早已在土地争夺中消失殆尽。

如果说政府还要考虑公信力的问题的话,那么诸如电厂等企业则更加残忍。他们以赚钱为最终目的,钱也是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有更加残忍的胆子,将阻止他们进驻开发区、挡他们财路的人统统碾压干净;而政府和司法唯GDP是从,穷村民和富企业的重量,根本没法比较,于是也对暴行不闻不问。

于是人们生活在权力的漩涡中,手无寸铁,只能任恐惧蔓延。

而政v府和企业,何尝没有患上被害妄想?总觉得村民是刁民,总觉得他们想敲诈讹上一笔,总觉得他们不懂发展的道理,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总觉得他们聚集了大量的群众,手里拿的是起义的杆,随时要将自己坐稳的地方狠狠撬掉。

人们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观念之中,不懂对方的处境和话语。而这又加深了不信任,双方渐行渐远;我们怒视着,苦笑着,愤怒地嘶吼着。对于天朝的P民来说,我们的被害妄想像魔藤一样缠绕了我们的思维,只因为我们的确一无所有——买不起房子,就快吃不起饭,还看着领导满意的巡视,却无视我们的不幸。

唯有“属于受害者的道德制高点”,我们还感觉自己仿若占据着。

而其实,双方已经没有对错和善恶之分。

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分裂和争执,人们向不同方向狠命拉扯着,总有一天会被狠狠撕裂。

“三俗”能不能怪媒体?

最近有一系列关于“媒体无良”的指责,具体我就不赘述了。而且现在的确垃圾消息挺多的,一些媒体一天到晚听风就是雨,炒作不歇,八卦不止。前一阵是某小记把郭德纲大爷给惹到了,然后一众媒体嗅着上面的味道争先恐后给郭德纲头上棒喝,一副墙倒众人推的架势。

三俗什么的最讨厌了,但三俗能怪媒体吗?

一些媒体赶紧为自己开脱,说什么大众的需求品味低,三俗他们才爱看,不爆炸的新闻卖不出去,不劲爆的消息人家都不理。没办法,媒体要生存啊,只好挖点猛料了。

这有道理,但只说对了一半。几乎任何问题都能在体制里找到根源,媒体爱三俗自然也有体制根源,那就是敏感词。

简单而扼要地说,在我国的非自由新闻体系下,党性原则必须遵守(虽然现在我们不讲“党的喉舌”而转而说“为了社会和谐”,但实际上媒体把关是一样的)媒体为了保命,自然不敢碰红线,必要的时候还得恭迎一下上面的意思。

另一方面,媒体要赚钱,即是用最小的成本搞掂最大的收益,也就是不用我投入采访、随便写写让它“看起来挺真”,大众爱看爱买就作罢。在这样的境况下,报真正有价值的政治新闻成本太高,还不如转载新华社通稿,反正都一样;转而搞点娱乐新闻小道八卦,老少咸宜又不怕上面封杀,多好。即使是一般的新闻,为了发稿迅速不费力,随便糊弄糊弄,于是造成了新闻简单化、消息捕风捉影化,对事件的报道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搞得报品低下。

经济利益很容易让媒体不负责任地煽情,普利策的《世界新闻报》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西方的新闻也有那么一段三俗的时光。但自由的氛围和中产阶级对报品的更高要求,还是造就了优秀媒体,例如Times、WSJ、NYTl等等的崛起,他们有勇气、有抱负,更重要的是有环境,去追求更深的报道、更高的品味。

反观一下国内,舆论环境实在是让人有追求没胆量,不知道哪天红头文件就降在自己头上。为了活命,也只好屈尊下就做做三俗,莫谈国事万事平安。而现在公众的宣泄倾向和宣泄情绪又越发高涨,稍不注意就会点燃一把火烧掉几座屋,任何有点端倪的报道都容易转向全民炒作,大众的非理性和社会的脆弱是媒体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我还是谨慎乐观的,现在好媒体正在逐渐塑造一个群体的价值认同,这个群体受过高等教育、有经济基础、期待对事物进行更深层次的认识。而好的媒体,是能够引领群体靠近真相(我不奢望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同时,塑造群体的理性。

现在的各位也开始有判断力了,相信大家可以先人一步抛弃三俗,支持敢说敢言有智慧的媒体。做媒体不容易,在大环境驱使下,良知公众的支持是我们唯一的动力。

 

PS,收录一点我和某盆友在人人网下的有意思对话:

老杨:政治体制不可改 媒体自己可以有追求 一切归于政治环境是在推脱责任 。
我:追求成本太高,不符合理性。或者我这么说,有追求的媒体都踩红线了,怎么办?
老杨:明明有不踩红线的方法。
我:媒体是要有钱才能生存啊,所以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像学生会那帮人有学校养着他干事不干事都一样。
老杨: 说得好像不三俗的媒体都被饿死了似的 怎么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这是一种生存的技巧。
我:那遮遮掩掩七拐八弯说出的话,已经大大降低传播价值,导致受众变窄。
老杨:一个受众也是受众 媒体自己要有操守。
我:把媒体放在这么一个高度才是媒体不可承受之轻啊,不是每个中国妇女都有信心守贞一辈子的。
老杨:你这个比喻太让我汗颜了。
我:总之就是社会放荡,让媒体守贞,这要要求太高了。
老杨:明之不可为而为之, 子曾经酱紫教导我们
我:子教导了这么久还是没有诸侯肯收留啊,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