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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生物“考生家长”

最近高考,其实除了关注各种题、各种学校、各种考生之外,最抢镜的莫过于“家长”了。神马“考生迟到两分钟家长跪地求进入”啊,神马“家长组团围攻过路鸣笛汽车”啊,还在微博上看到各种奇葩、极品的考生家长,让人惊叹这真是世界上最富杀伤力的一群生物。

即使是不那么极品的家长,往小了说,“双双护送”啊、“酷暑之下守候”啊应该是基本配置;往大了说,“花大价钱租酒店套房”啊、“求神拜佛烧三百一柱的高香”啊,也是屡见不鲜。其实这样都是可以理解的,高考确实是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勤勤恳恳苦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多努力一些、多付出一些,也算是尽力了。

在感叹父爱母爱的时候,我想问,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真的需要“考生家长”倾尽一切为考生铺路,恨不得在脚下抖开一条红地毯直达考场吗?或者全世界都要为自己家的“考生”开路,排除任何干扰,像朝圣一样走向考场?

先不谈上北大和上复旦的区别,也不谈多一分踩死的那一两千人,这些“考生家长”们将孩子们捧在手里,武断地当起了孩子们百分之百的保护伞,似乎比孩子们自己还要诚惶诚恐地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将来。

就不能让孩子们自己走进考场——自己安排合适的作息、自己决定吃什么有益、自己查好考场路线自己走去考场、自己弄清考试时间且知道“迟到了就完蛋了”,而不是让家长给考官下跪求情?

或者更远地看,就不能让孩子们自己承担所有的分数和结果,自己去面对人生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然后学会前进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后退么?

坦白讲,很多家长,确实是“不敢”。

他们习惯了给孩子包办一切,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从选择学校到选择专业,从禁止早恋到催婚相亲,恨不得亲手操办孩子的人生。既然生下了这个骨肉,就对ta保有绝对意义上的支配权。而且还可以打着“爱”和“关心”的幌子,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梦想乃至虚荣。

而高考的“考生家长”则是这种变态心理的极致发挥。

他们不相信孩子们的独立人格——或者他们就是从独立人格的不断被啃噬中走过来的。从早年的“父母之命”,到“毛主席万岁”,再到“别家小孩”,他们自己的生活、感情和思想,都是被自己以外的人所塑造的。所以,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也理应出于自己的打造。

而孩子的独立,则需要付出“叛逆”的代价。其实,他们只是厌烦了被安排,被决定,被说教。在无数的安排、决定和说教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判断力。

说回高考。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的小孩,都会明白高考对于他的意义——至少是当下的意义。他们在听到“高考”二字的时候,脑子里面第一个念头不是向父母求助,因为父母什么都帮不了。

既然什么都帮不了,那就跟以前一样吧。不要打着“爱”的幌子一个劲地奉献,变相地强调“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那仅仅是你的期望。

最可悲的是,若孩子把“家长给考官下跪求情”“为了考生休息大闹马路”看做“考生家长理所应当”的付出,那这个孩子就算是彻底毁在了“考生家长”手上。

三好学生与社会主义

又到了一年一度欢乐的“二会”,囗观各种欢乐或者sb的提案成为了每日必修。不过也有在理的,虽然媒体找噱头的本性经常把它包装成崎岖的样子,但我觉得“取消三好学生评选”这个提案就很在理。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觉得很在理——因为三好学生毕竟是少数人嘛,如果总给少数人发钱,有人建议这钱别发了,那我想没拿到钱的人应该是举双手赞成的。

不可否认我也有这种邪恶的小心思,作为P大的学生,我从小到大拿到的三好学生数估计只是P大学生平均的三分之一弱。但我真心觉得要不要评三好学生这个事情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三好学生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且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而非邓爷爷发明的中国特色。

和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集体之上的。或者说白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终极目的是要达到“自由人的联合”。马克思爷爷说过,这种联合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的素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会实现,然而他至死也没能见到传说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太大了——但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团结,确实是要建立在对其成员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上的。

然而,社会主义开进俄国的时候俄国还是一团糟,开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甚至更加一团糟。那怎么办?只好教育集体里面的人,要让他们充满道德和奉献感,要让他们自觉自愿为集体付出,不然就会沦为集体搭便车。怎么教育呢?拿个大喇叭天天喊还不够,必须树立那么一两个典型。

而“三好学生”就是这种典型。三好,所谓“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的标准,除了学习也许可以衡量以外,其它两个都是极其模糊的标准,从来没有在白纸黑字上出现过。而诠释标准的话语权归谁呢?那当然归集体。而集体的权威是谁呢?在学校,那必然是老师无疑。

虽然人们总是把学校描述成一个温馨阳光的地方,但其实质不过是老师对同学的统治教育罢了。对于三好学生,老师的评判标准——或者集体的评判标准——是这位同学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即有利于整个集体。特别是在小学,虽然建构了各种各样形式的班集体荣誉,但其实质不过就是让这一大群学生安安分分努力学习、在必要的时候展现阳光的一面,在老师眼里,其实就俩字:“听话”。如果再要加个注解,那就是“若其它学生都跟他/她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其实,这根本跟这个学生“好”与“不好”没有太大关系,这是整个集体的评判,而且权威集于人而非规则。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当然是很好了(虽然不是最好)——而且是整天玩耍,很少听课,但老师随时抽起来回答问题都能够对答如流那一类。然而在老师的表扬体系上,出现最频繁的总是那几个名字:罗X,范XX,金X,无一不是上课的时候坐得跟释迦摩尼一样,作业写得一丝不苟那种听话的乖女生。她们成绩当然不算最好,然而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给老师添麻烦,因而蝉联三好学生基本无悬念。至于举手选举只是走走形式,小P孩子把老师的话奉做圣旨,而三好学生的奖品自然就是犹如佛祖开光的圣物一般bling bling惹人艳羡了。

这就是社会主义下的三好学生标准,无非就是给予一点物质和名誉上的好处,给人一个学习的榜样。学什么呢?呵呵你懂的。而现在我们正和社会主义越走越远,个性张扬千奇百怪,而三好学生只剩下了“高考加分”“保研”等功用——谁还愿意搭理所谓的“学习榜样”呢?于是三好学生也就成为了可以暗戳戳交易的商品,已经彻底和“三好”不沾边了。

然而荣誉终究是荣誉,写在简历上也是一句话,不过我若是公司HR,我是万不会理会“从小到大一共获得过28次三好学生”这句话的,不如关心一下这位同学四六级多少分。语焉不详的三好学生已然啥都说明不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崇尚规则和统一标准,集体主义的理念也渐渐被个人发展所取代,何必又用集体的象征性权威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盖上根红苗正的戳儿呢?

不过我觉得吧,也不必下令取消三好学生。它必然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面,贴在墙上的奖状兴许还能当个80后时髦潮流的装饰罢了。

从小戴着的绿领巾

看到“西安某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的新闻,看到这么多人大呼学校残忍、不人性,忽然想起我的小学来。

对于孩子,现在有哪一所学校又是“不残忍”而“人性”的呢?

一年级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都入队了,表现差的孩子被迫靠边站,看那所谓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戴在乖孩子脖子上。本人就是二年级才入队的,虽然年龄也是一方面原因,但从小调皮捣蛋、每天挨骂罚站的我,在那时就被定了调子。

六七岁的小孩子,一入校就被贴各种标签。我们受到的教育,不是“人人生而平等” “大家都一样”,而是“考得好是优生,考得差是差生”。

我还记得,当时老师在某次考试之后说,这次考下80分的,是差生。差生留下,优生可以先回家。

在分座位的时候,老师说,优生和差生结成对子,挨着坐。优生要帮助差生,差生表现不好的时候,要告诉老师。

在自由活动的时候,老师说,优生可以去玩了,差生去扫地做清洁。

诸如此类,林林总总。根本不需要什么绿领巾,早就有绿领巾戴在那些孩子颈子上,那些可能只是因为懂事比较晚、智力发育比较晚而小时候显得有点“傻”的孩子,就这么被下了定义。

那些戴绿领巾的孩子不可怜吗?我们大人看来是可怜的,但他们不会觉得。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不断地贴标签,不断地在与“隔壁家孩子”的比较中成为失败的人。

这么小的孩子,他懂什么自尊?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说自己是差生,那就是差生了。绿领巾,不过就是把这个标签具象化了而已。有没有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悲哀啊,从小的教育就是让孩子自己讨厌自己么?别以为你小时候没被戴绿领巾就庆幸。

也不难想见,这些孩子,也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地位、爹、丈夫、爱马仕当做标签,使劲往脸上贴。我们活在标签中,空虚得可怕,我们想方设法用好的标签代替坏的标签,一张一张,层层叠叠。

即使是小时候乖巧可人、总被老师表扬的所谓“好孩子”,又何尝不是践踏着“差生”的尊严而荣光的?长大之后,我们这些曾经的乖孩子,拼命地在他人身上寻找优越感,光鲜的表面内里是暴戾和不安全感。

我们根本学不会欣赏自己。那些红领巾绿领巾缠绕着的童年,是永远消失不去的梦魇。

那些“特别”的孩子都去了哪里

从我小学五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许多人都对我说过,“你是一个特别的人”。或者,当那些想要个乖孩子的老师和家长们想表达“奇怪”这个意思的时候,会把“特别”委婉地替换成“特立独行”。

对于这个半褒半贬的词,我倒是接受得心安理得。的确,在那时,以成绩论英雄、以表现论成败的青春期,在挣扎在单调乏味的追求中时,“特别”是一个让我稍微有些安慰的词语。

如果“特别”的代价是些许的歇斯底里、执念和痛苦,那其实也没什么。

实际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可以称之为“特别”的孩子。比如小学时写得一手好文章的眼镜娘。初中时画着神奇漫画的帅气女,高中时声音颇似王菲的创作型唱将;或者初二时就做得一手好Flash,身材不高却从未在篮球场上称怯,对中国上下五千年了如指掌的那些奇葩男生。

我不知道人们对于“特别”的期许。反正,许多人曾经告诉我,“李子,你是一个特别的女生,以后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我不知道这是安慰、鼓励亦或是恭维,也不知道当他们得知我正在一个听起来乏味的研究所波澜不惊地度过原本应该轰轰烈烈的22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感想。

成长,或者是社会,总使人滑向平庸。这个社会稀缺的资源,需要一个普世的评判标准,在那数不清的“成功学”著作里,人们一遍一遍玩味,不断期冀着命运的垂青。

于是,他们,包括我,可能就在GPA与奖学金,实习与人际关系,上司与下属,经济与金钱当中,一点点抛却了自己的“特别”。放下了曾经爱不释手的半导体和航模,关上了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动植物图鉴,生疏了画笔,远离了球鞋。

回忆起那个“特别”的自己,在高三的时候拨开作业也要写博客的执着,总是抑制不住的表现欲,一个人在篮球场上挥汗的勇气。满心以为到了大学、进入社会可以变得自由,然而却发现自由的代价,可能是逝去的时光所无法弥补的沉重。

那些可以被称之为“青春”的日子,就在不断的模仿与学习成长中,渐渐变得淡漠和残忍。我们练习着整齐划一的微笑,在标准化的流水线上,渐渐变成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职业人。当“特别”被“成功”取代,我们的生活终于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追逐,以及数不清的抱怨和不满。

“特别”,其实并不是一个评判标准,而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存在。它只是一些小小的坚持,一些自信和任性。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魅力,都有权力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有能力让自己的生命圆满而完整。

 

静下心来想,我要怎样才能独立地、安然地生存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不依不附,不卑不亢。

我能够独立思考,理性而冷静;我有自己的爱好,能够沉下心来做好一件事情。我有着自己的小趣味,小幻想,小沉迷,总有时候不用烦恼成功是否青睐。

或许在这个社会,现实和物质的洪流让人无法抵抗。但至少,智慧与人性,无论如何总会穿越险滩,刻在生命中央。

我也曾想过做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我也正在想着做一个伟大的人。但我更珍惜生命中“特别”两个字,或者更欣赏身边那些“特别”的人。他们有着奇奇怪怪的兴趣与特长——不管对动植物如数家珍,还是面不改色地谈论尸体和疾病,甚至透着性情的邪恶,心事的小闷骚,但这都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与知识,才是生命中最值得鉴赏的东西。也许日复一日做着乏味而平凡的工作,但从来不要放弃,去做一个“特别”的人。

思想,偏激?

今天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占据了各大版面的前列,并引发一系列嘲讽、哀叹、酸葡萄和咆哮——“北大将会商十类学生,其中‘思想偏激’赫然在列”。

看到这里,我第一个心思就是北大又要成为那些追求纯洁北大的各种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哀叹“当年那个北大不复存在”了——况且还是掐着隔壁清二马上要建成百年一流名校的时间点,让人觉得十分诡异。

这可不,全北大都跟北京的天空一样灰头土脸了。

不过,仔细想想,所谓的“思想偏激”真的就是“思想”“偏激”么?我怎么觉得北大某些领导老师跟全国“有良知”的人想得不一样呢?全国人民乃至一部分北大的孩子们,看到的主要是“思想”二字。

一谈思想,大家就想到了被禁锢的思想、创新思想、学术思想、乃至邪恶的小思想,即人类脑内一切展示着主观能动性的行为。恰好这个社会上禁锢思想乃至洗脑的事情还真不少,怀古思今,纵观天下,凡是管制人们思想的政权,都是极其可怕的——犯着受被害妄想症的人们,自然会想到文字狱啊文化大革命啊乃至焚书坑儒等等触目惊心的时间,脑中浮现着各种卧底以及眼线盯你说每一句话的样子。

而“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恰好印证了这个画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概念轰然崩塌——那些思想活跃的天才们,因为说错话或者脑内不正常活动了那么一下,便被请进了阴森灰暗的小黑屋喝茶,面对着领导的盘问,搞不好还来点刑讯逼供……这样的大学怎么能算大学呢?还是北大!我已经可以想见诸如某些境外好事网站已经开始添油加醋,也可以想见犯着恐惧的一般市民已经把北大看得如此灰暗了。

不过,换个角度,也许北大那些领导(特指管学生工作的某些不大不小的官僚)想的不是“思想”。他才不管你信不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也不管你愤世嫉俗还是超然飘摇——你上课的学术思想,他管不了,他不懂;你下课之后放嘴炮还是吹牛逼,他也没得那个心思管。

他管什么?——“诸如食堂涨价就抱怨不停。”

真相大白,原来人家怕的是“偏激”。跟天朝所有的领导,人家怕你给组织添麻烦。特别是管学生工作的査某手下刚好管了一个食堂,人家当然不乐意听到你抱怨食堂涨价两毛了——外面的煎饼都涨了两块了,你这胡乱批评不是给组织添堵么?

而且人家把“思想偏激”和“家境困难”“沉迷网瘾”搞在一起,这也只属于难以启齿的“困难”范畴。他料你也不敢去三角地振臂一呼,最多跟你说说:“XX啊,那个食堂,你就不要再抱怨了嘛~才两毛钱嘛~你不吃荤的可以吃素的嘛~何必搞得自己这么不开心呢?”就跟学生打游戏打多了,辅导员老师会委婉地说,“哎呀XX啊,你再打Dota,这一科就要挂了,咱们不打了吧好么?……”

所以说某些学生部门的领导啊,其实就是胆小如鼠,如果学生骂了食堂,闹到学校,那肯定是找自己的麻烦;经不起两句骂,风一吹来就打哆嗦——至于食堂管得好不好涨不涨价,这个自己难以搞定,只好搞定那些“偏激”的学生,好让自己坐位置坐得安稳,才不管你思想是不是根红苗正天天向上呢。

对于这种没技术的学生工作者,我们通常是不予理会的,根本犯不到我们头上,也没有那个神通。但难以交代的还是全国上下各族人民,他们抱着对“北大思想”的憧憬,还在揪着“思想”不放——我说组织,你就那么、那么地怕那一点点“偏激”给你添的那一点点麻烦么?